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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神圣与世俗”的关系是所有宗教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从比较宗教研究的角度看,
传统的基督宗教主要在神圣与世俗二元对立的模式中来处理这一问题。而传统的中国宗教,特别是
中国本土宗教儒教、道教和中国化的佛教,其主流倾向是在神圣与世俗统一协调模式中来处理这一
问题。中西宗教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彼此互补、交叉跃迁的可能。神圣与世俗的关系是处在动态的
变化发展之中,现当代社会的中西宗教,其主流倾向均表现为宗教服务人间的大趋势。保证宗教神
圣性和世俗性的协同并举是中西宗教共同的使命。
关键词:比较宗教;神圣与世俗;基督宗教中国宗教;宗教的人间化
“神圣与世俗”的关系是所有宗教的核心问题之一。任何一个宗教体系之中都内含着一个特殊
的精神信仰结构,从而在神圣与世俗之间构成一种张力,形成一种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关系。处理这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贯穿所有宗教活动的基本任务。而不同宗教在处理“神圣与世俗”二元关系方面
的差异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就了各个宗教间的基本差异。有的学者为了强调神圣与世俗二元关
系的重要性,甚至这样说:宗教的差异,即在于各个宗教体系在神圣与世俗关系间处理方法上的差
异。笔者认为,从比较宗的角度看,考察中西宗教的差异,从而探索中西宗教会通、互补、交叉跃
迁的可能性,从他们处理神圣与世俗关系的差异人手,将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切入点。本文尝试以
“神圣与世俗关系”为切入点,对中西宗教的不同特质作一总体上的把握和比较,从而探索当代各
大宗教对话与沟通的可能性。不过,笔者深知,中西方宗教意识纷繁复杂,跨越不同的历史时段,
要求在一篇很短的论文中对其历史发展中的丰富内容进行抽象和概括,并对中西“神圣与世俗关系”
演变的不同特质进行总体上的把握与比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相对于以往比较宗教学
偏向于静态的结构分析研究而言,本文在研究视角上的新颖之处在于:从一动态的历史过程来对各
大宗教中共有的核心精神结构做一探索性的研究,并试图由此动态历史过程的考察,为当代各大宗
教的对话与沟通提供一个有参考意义的现实出发点。
一、西方基督宗教“神圣与世俗的对立模式”
时,总体上采用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神圣与世俗关系的侧重点又有所不
同,笔者把它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神圣为主导的神圣与世俗的强对立
神圣与世俗的极端对立首先体现在理性对信仰的绝对服从。中世纪,基督教信仰成为凌驾于整
个西欧社会之上的唯一意识形态。信仰、启示是第一位的,唯有靠上帝的天启,唯有凭借上帝的
“永恒之光”,才能认识全部神学真理。不管怎样荒谬的东西,只要认定是上帝的旨意,人就不得
不信仰。比如基督教所宣扬的基本信条——道成肉身、童贞女怀孕、死而复活等等,对于理性来说
是难以接受的,是荒谬的。但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值得信仰。拉丁教父德尔图良有一句名言:“正
因为其荒谬,所以我才相信。”人只能受非理性的“信仰”所支配。中世纪的宗教信仰完全是唯灵
主义和彼岸主义的。信仰和启示的原则始终是中世纪毋庸置疑的至上原则,宗教神圣化的地位巍然
屹立,人完全沦为上帝的奴仆,人对神的依赖和依附是绝对的,因而,人世间一切世俗的东西,包
括王权与理性,在神的面前也是最卑微的。神圣与世俗的极端对立状态,使得神权与王权为争夺世
俗的最高统治权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中世纪中期,教权臻于极盛,英诺森三世时期达到巅峰,彻
底摆脱了世俗政权的控制。基督教使西欧封建社会各个方面都染上了宗教神圣的色彩。整个中世纪
时期的欧洲,神圣与世俗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而神圣一方的力量绝对地控制世俗的一方。
第二阶段:世俗与神圣的分庭抗礼
世俗与神圣的分庭抗礼源于人的意识的觉醒和人的理性精神的崛起,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文艺复兴与近代理性主义的兴起。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唤起了人的自我意识。肯
定人、注重人性、把人和人性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人开始打破神圣的枷锁,关注人的世俗生活,
肯定世俗生活的合理性。但人的自我意识的张扬和理性精神在近代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却晚到笛卡
尔时代。笛卡儿“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提出,在近代西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这一命题对世俗与
神圣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依此命题的逻辑,上帝也是从“我思”推论出来的,即上帝的存在是人
心运用理性对心中关于上帝的天赋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结果。这样一来,笛卡尔就把人的理性放在
学之外,这一时期的“唯理”神学或宗教精神还包括约翰·提罗特森的“理性超自然主义”,赫伯
特、托兰德、丁达尔等人的“自然神论”。托兰德在其名著《基督教并不神秘》中,从根本上消除
了启示或信仰超乎理性的可能性,从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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