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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形式的三次论争(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上,“平民化”、“大众化”、“民族形式”等范畴显得尤为突兀,

它们之间不仅在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上互有交叉,而且常常冠以“民族性”的前缀,与“贵族

化”、“西方化”、“资产阶级化”针锋相对。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活动始终在贵族/

平民、知识分子/工农兵、民族性/殖民性等话语论争中负重展开,从“文言与白话”之争到

“化大众与大众化”之争,再到“民族形式与‘五四’传统”之争,喧闹的话语权转换背后潜

在的是价值观念的冲突。正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时

代”。“普及”工作因为契合战时文化心理诉求和民族国家意识需要,始终处论争的支配地

位,“提高”工作因思想启蒙的缓慢、遥远而屡屡延宕,未能充分实践。

一、“文言”与“白话”之争

“五四”文学革命对传统文学秩序的巨大冲击,是白话文学主张的提出和文学进化观念

的确立,其中,白话与文言之争是革命的关键。论争中,胡适把中国文学分为两个对立的部分:一

是上层的、贵族的、文言的,一是下层的、平民的、白话的,并从文学史角度得出结论,“两千

年的文学史上,所以有一点生气,所以有一点人味,全靠有那无数小百姓代表的平民文学在那里

打一点底子……从此以后,中国的文学便分出了两条路子: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

的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后来的文学史只有那前一条路,

不承认那后一条路。我们现在讲的是活文学史,正是那后一条路。”这“后一条路”不仅颠覆

了传统文学的正统地位,而且建立了白话文学的新视野,宣称“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

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之利器,可断言也”。在胡适看来,“言语本为思

想之利器,用之以宣达者”,白话无疑是宣达思想的利器,“那所谓‘引车卖浆之徒’的俗语是

有文学价值的活语言,是能够产生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的”。显然,新文学先驱立论的基点是

“以人为尺度”的,文言以晦涩的外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以贵族的姿态垄断语言的专

利,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而白话则真正使语言成为了人与人之间交际的工具,达到了相互了

解、相互沟通的目的。针对林纾、梅光迪等人对白话文“贩夫走卒之语”,不登大雅之堂的

指责,胡适反驳说:“所谓‘俗’,其简单的意义便是‘通俗’,也就是深入人心”。在文学上,

它表明白话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是建立在“教育普及”的合理性之上的,即“文章是人人会

做的”,不是独夫与文妖的专利。

此,我们说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概念,而是一个有着深刻寓

意的文化概念。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说:“就形式上说,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

民的文学”。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的区别在:“第一,平民文学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通的思想

与事实;第二,平民文学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也就是说,平民文学不仅能够满

足广大民众生活需要,而且还因与口语的接近,使得它更契合“五四”时期要求婚姻自主、个

体自由的人们的人情。鲁迅在批判文言时说,“汉字的艰深,使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

文化隔离”,而白话的“切近人情”正是要使大多数的人民与前进的文化相联系,从文化的前

进中实现自我解放。这之中,人的前进与白话的前进相得益彰,前者规定着后者的价值尺度,后

者为前者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思想支持。林纾、梅光迪等保守派把文言/白话的对立视为雅/俗

等级之别,胡适、刘半农、吴虞等革新派则运用文学进化的观念颠覆了这种等级森严的秩序藩

篱,将传统的雅/俗对立改写为传统/现代的对立。平民文学正是在这样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下,

以读者接受的广泛性、价值取向的人民性和思想情感的现代性,颠覆后的秩序真空中重建了

一种新的表意规范和文类系统,并以“人的尺度”和“文类进化”的理性特征,与一般意义上

的通俗文学以及慈善文学区别开来。

在“文言与白话”论争中,文言派持守的是一种贵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立场,他们并不反对

白话文本身,因为林纾本人就参与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用近乎白话的文言文翻译了许多西方作

品,他们反对的是白话文学对传统文学地图的改写,是白话文学背后的“平民主义”价值立场。

白话文学破坏了传统文言与白话之间严格的等级秩序,引发的不仅是文学观念的变革,而且也

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由形而下的表意规范层面延及形而上的价值体系层面。早在胡

适与梅光迪的私人论争中,胡适就曾说过,“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