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 书法 第八章 清代书法.pptVIP

中期碑学中期碑学是随着金石考据学的发展和北碑的大量发现而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祟尚碑学者已从在野文人发展到朝野内外的土大夫阶层。虽然其主要成就仍在篆书、隶书方面，但是尚碑已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崇尚碑学的实践者颇多，这一时期的书法家以邓石如、伊秉绶、钱沣、桂馥、陈鸿寿、吴熙载等人最为著名，成就也最大。而且出现了碑学理论，产生了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以及包世臣的《艺舟双楫》，阮元的两“论”褒扬北碑，摒弃法帖，旗帜鲜明，鼓励人们越过唐碑而直接六朝碑版。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对碑学的张扬比阮元又进了一步，他尊碑卑唐，并树立了一个当时书坛的碑学典型．即他的老师邓石如。由于大批书家及理论家的共同努力，使碑学影响一跃而至整个书坛．中期碑学的实践者清代碑学在乾、嘉时期的崛起，较书法本体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而这又是以书家卓有成效的碑学实践为标志的。邓石如、伊秉绶在这个时期的出现，不仅预示着碑学的确立，同时也意味着碑学与帖学的最终分道扬镳。邓石如邓石如（1743—1805年)，初名琰，字石如，后以字行，更字顽伯，又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时人对邓石如的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他的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而篆书成就在于小篆。他的小篆以斯、冰为师，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特别是晚年的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一艺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隶书则从长期浸淫汉碑的实践中获益甚多，能以篆意写隶，又佐以魏碑的气力，其风格自然独树一帜。楷书直接取法魏碑，多用方笔，笔画使转蕴涵隶意，结体不以横轻竖重、左低右高取妍媚的方法而求平正，古茂浑朴，与时俗馆阁体格格不入，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比较而言，行草书不如篆隶功力深厚。邓石如的出现，标志着碑学派用毛笔在宣纸上书写魏晋南北朝碑以至汉碑等的成熟，碑学通过广泛地吸收传统营养，融会贯通，已经创造出自己的碑派面目。邓石如篆书成就最高。清代刘墉、陆锡熊惊叹：“千数百年无此作矣。”赵之谦也评之；“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书以篆书第一。”康有为更对这一艺术大师推崇倍至：“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能为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甚至说；“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邓石如篆刻亦自成一家，后人称之为“邓派”。伊秉绶继邓石如之后，伊秉绶将清代隶书推向一个高峰。伊秉绶(1754——1815)，号墨卿，默庵，福建江洲宁化人。工书、善画，且能治印。其书法以隶书见长，师法汉碑，熔铸《衡方》、《张迁》、《礼器》诸碑于一炉。他的隶书没有东汉晚期隶书的“蚕头雁尾”，用笔简练，率真自然，带有汉代碑额、汉印缪篆的某些特点。结字开张奇肆，方正稳固。风格朴拙雄强，味醇隽永。其字以拙大取胜，“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构成了高古博大气象．康有为也极推祟，誉其为“分书集大成者”。是清代中期碑学的中坚人物。邓石如、伊秉绶以卓越的碑学实践对清代帖学及馆阁体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作为碑学的先导人物，他们确立了碑学的基本体格和在清代书法中的地位，从而对清代书坛构成整体影响．从者云集，在他们身后云集了一批篆隶高手，如吴让之、何绍基、杨沂孙、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等，从而形成强大的碑派阵营。桂馥桂馥(1735-1802年)，字未谷，号云山，山东曲阜人。桂馥也是碑学振兴的摇旗呐喊者之一。他精于隶书，“一生精力，萃于小学，故隶书直接汉人”(杨翰《息柯杂著》)，师承《礼器》、《史晨》、《乙瑛》诸碑，所书作品以工秀著称，工整典雅，但又不失厚重稳健之态。惜过分谨严，缺乏一种艺术创作的情感，而表现出较多的装饰意味．桂馥善作小字，“愈小愈精”，然与邓石如、伊秉绶相比在气魄上则逊一筹。乾隆书法清四家书法

1、刘墉

2、梁同书

3、王文治

4、翁方纲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日观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他诞于书香门第，长于显宦之家。他的祖父刘棨是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是雍正二年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刘墉于乾隆十六年（32岁）中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上加太子太保。乾隆十六年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谥文清，人亦称刘文清。刘墉是清朝乾嘉时期的政治家，还是著名书法家和诗人。书法初从赵孟頫、董其昌入手，又喜好苏轼的笔意，曾潜心研习《阁帖》，对唐、宋诸家并六朝碑版无不临习。擅长楷书、行书，同时也能写榜书和小楷。他喜用硬笔短毫，书法丰腴淳厚、落落大度，体现了他一生的襟度。刘墉一生书法曾经数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