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 第二讲 一分为三的文化空间.pptVIP

《今天》片断|查建英那年我读大一。像我这样的年轻读者，那时北京有很多。我们会把每一期《今天》从头读到尾。有些人会把那墙壁上的每一行诗、每一页纸，一笔一划地抄下来，拿给朋友分享，留给自己反复默读。前不久，我有事去了趟北大，在农园餐厅大楼前等人。夕阳西下，不远处的百年大讲堂里，刚刚放完《厉害了，我的国》，党员专场。拐弯过去，就是著名的三角地，装饰一新的报栏橱窗里，满满当当张贴着各院系共青团组织活动的宣传海报、红旗团委评比和骨干标兵们的大幅彩照。正在迅速变暗的天空下，枯了一冬的树木又开始发芽，校园里人影憧憧，到处晃动着陌生的年轻面孔。我忽然想到，四十年前张贴《今天》的那面破墙，应该就在这附近。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让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笔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我决不会交出你那时候没有粉丝这个词。那时候写出这样诗句的人，是我们的英雄。那个时代彻底结束了。那到底是个什么时代？自由那么少，房子那么小，衣服那么破，印刷那么差，诗那么激动人心，人那么可爱。第四，80年代，大众这支队伍的成份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既有传统意义上依靠民间文化催生的民众，又有政治意义上被一元体制喂大的群众，同时还有那些带有青春萌动与感伤气息的追星族（青少年亚文化群体）。消费群体的不同消费指向使得大众文化生产在定位上常常出现偏差。90年代：知识分子在大众文化生产中的作用80年代，知识分子是精英文化的生产主体，对于大众文化，他们基本上采取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但是进入90年代之后，面对市场的诱惑，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了脱胎换骨般的观念转换，结果知识分子队伍开始分化，许多人加入到了大众文化的生产阵营中去。一位评论家的说法：“发展一种‘消费型’的小说，肯定不是文学的堕落。的确，会有一大批作家失去成为古典大师的机会，但也将出现一大批有出息的优秀作家。他们将写出读者欢迎的作品，受读者爱戴和崇拜，就像金庸和琼瑶一样。”同样的，写小说本身，也越来越作为一种“卖文”的形式而取代“灵魂工程师”的使命感。细细想一想，我们也是吃五谷的内心有着许多不可告人的阴暗角落的世俗之人，凭什么就可以担当起这个令人生畏的神职呢？我们对自己的灵魂能知多少？能认识多少？哪担当得起“灵魂工程师”之职？最近我为香港《东方日报》写连载小说，就是实实在在的卖文，每个月的稿酬正好可以支付我的房租。我第一次庆幸，还好我会写小说，因而多了一条谋生的活路，正如我庆幸自己会讲广东话，会扯那么几句英语，这样就比较容易找到工作一样。什么“做学问”呀，“突破”呀，“探索”呀，对我已显得那么空洞和遥远。我要考虑的只是，“怎样”才能卖得好。（程乃珊）在90年代的中国，许多作家已越来越具有了商品意识，而在他们中间得风气之先且干得最成功的应该是王朔。三、三种文化的冲突与磨合三种文化交往的关系虽比较复杂，但大体而言可以说，80年代三种文化的冲突多于磨合，90年代三种文化的磨合则大于冲突。1，冲突的种种表征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一元体制还没有完全解体的时候，主流文化的主要功能便是维护这种体制的正常运行，并时刻警惕各种消解体制的因素和力量，一旦发现，便予以打击。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矛盾也由此展开比如，80年代：主流文化视精英文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文化确实从西方拿来了许多资源：从人道主义到存在主义，从意识流到摇滚乐，从《古拉格群岛》到《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但都不同程度遭到主流文化的批判。再比如，80年代，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扮演着揭露问题、为民请命的角色，很大程度上成为精英文化的一种武器，于是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如刘宾雁（1925－2005）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认为他继承了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之一——“士”的传统。就如同范仲淹那样“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并为此付出代价。他一次又一次受到迫害，一次比一次光荣。1979年11月，胡耀邦在第四届文代会上。左为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大众文化一开始便以一种娱乐的、轻松的、休闲的非意识形态化方式对政治意识形态构成了消解。比如，对流行歌曲《乡恋》、《请到天涯海角来》的批判。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80年代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虽然都属于弱势文化，但这两者却无法结成统一战线，它们之间存在着本能的对峙和深深的敌意有人指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启蒙性与世俗性的矛盾，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矛盾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张承志说：“周围的时代变了，20岁的人没有青春，30岁便成熟为买办，人人萎缩成一具衣架，笑是假笑，只为钱哭。”张炜：一个知识分子戒电视，应该像戒烟一样，要有决心和毅力。利用它来消遣，常了会变得浮浅、烦躁。因为生活的色彩离电视上的花花绿绿的色彩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