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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感

读《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有感

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社会学系讲座教授。《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是他积十年中国乡村的田野观察，以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方式真实地体验中国乡村基层治理和基层社会，潜心研究中国国家治理制度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洋洋洒洒三百多万字不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他亲历的故事，更从这些微观的小事件中梳理出回应国家治理这一宏大问题的理论脉络，作为一个海外学者的学术精神令人感佩。尤其是他从两个村庄的修路故事，一个政府部门的检查验收过程这些或大或小的现象背后，努力寻找把握国家治理的逻辑线索，使我这个曾经有过基层治理工作经历的过来人颇受启发，获益良多。

《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社会》

在本书的第三单元《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社会》一章中关于通往集体债务之路：两个村庄的故事一节，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似曾相识的基层工作话剧。作者写到：国家治理逻辑贯穿于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实执行过程之中，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遭遇官僚体制和基层社会各自的组织逻辑。正是在这些不同制度逻辑的相互作用中，在基层官员的应对策略中，在民众百姓的具体反应中，国家治理逻辑获得具体、实在的呈现，并在国家、基层政府、民众的日常互动过程中被重新塑造。在此，先让我们从作者讲述的发生在本世纪初，桑干河畔中国北方一处叫做上坡村和下坡村，被挑选出来的两个村镇参加的村村通项目，切入话题。

上坡村和下坡村彼此相邻，都种植同样的农作物——玉米、葡萄和其他水果树木。两个村的田地紧挨着，在一些地方还犬牙交错，这两个村的相似之处仅限于此。在其他的诸多方面，这两个村可谓大相径庭。多年来，上坡村在对待上级布置的任务像是一个带头人，多次率先进行创新改革，而下坡村都是扮演着追随效仿的角色，而且力度有限、规模较小。这两个村如此较大差异的原因，看似来自这两个村不同的领导班子。上坡村有一个稳定的权威中心康书记，他多年来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村委会主任。而下坡村却相反，村领导经常更换变动。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人们争夺领导位置，比这更糟糕的是，村里很少有人对村领导的职位感兴趣。这背后隐藏的逻辑为何。

在村村通项目动工前夕，这两个村的集体资产也有很大差异。上坡村每年有30余万元稳定的村集体收入，宽敞的村委会大院，骄傲地展示着该村的政绩和经济成就。下坡村则是相形见绌。每年勉强1万元村集体收入，村委会大院混乱无序、房子破旧不堪、无人照料。

由此来看，这两个村庄对村村通项目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上坡村的康书记主动要求参加这一项目；而下坡村现任龙书记却是百般推诿，最后在各种压力下才不得已勉强参与。

这样，无论两位村书记的态度是兴高采烈还是勉为其难，到了2004年夏天，这两个村开始了村村通项目的启动。那么，两个村庄是如何填补这个项目的巨大资金缺口的呢。在动员资源应对任务以及随后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又有哪些机制在发生作用呢。作者通过跟踪调查，首先为我们描述了两个村庄相同的资源动员情形，主要是两个渠道来填补修路项目的资金缺口——捐款和举债筹资。

政府的村村通项目资金只能支付修路所需的水泥，两个村都需要流动资金来启动项目。下坡村的龙书记预支了来年的承包费，收到了一笔村外捐款，还卖掉了一些集体种植的树木。这样，龙书记手上总计有了大约3万元。上坡村做得更好。村党支部号召每位村民捐款，得到了村民的热烈响应。康书记走访了他的社会关系网，特别是那些与村民家庭有关系，现在城市工作的亲戚朋友。这样，上坡村总共得到了22万元的启动资金。同时，两个村的村民都表示愿意为修路出义务工。

对这个贫困地区而言，这些资金动员的成果还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这些数额远不能填补资金缺口。待到此项目竣工之时，上坡村修建了4.5公里的公路，为此集体负债大约63万元；下坡村修建了1.5公里，负债大约20万元。对两个村而言，这些债务都是天文数字，而且是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堆积而成的。

那么，这两个村的领导是如何融资拆借来应对如此大的资金缺口的呢。两个村都采取了相同的策略——赊账。它们向许多债权人借债，而且没有明确还款期限。获得信用的主要机制是非正式社会关系，即大多数赊账都是通过非正式社会关系和社区基础上的信任实现的。比如通过社会关系得到那些与本村有血缘或亲情联系但居住在外地的富裕人家的捐款。

随着水泥道路的完工通车，人们最初的兴奋和感激渐渐散去，兑现赊欠承诺的压力开始不断升温，即偿还村村通项目巨额债务的第二轮任务开始了。这些债务和讨债活动对村干部产生了巨大压力，特别是康书记的压力尤为不堪。虽然这些债务是村集体所欠，但大多数借款都是基于个人关系，还债的责任都落在了他个人身上。

时间到了2019年末，村村通项目完工后的第四年，下坡村仅剩下2.5万元债务，可望在今后两三年内还清。由于下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