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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一定要解决实际问题

图为潘汉年的《这样的工作作风好不好》一文，见于《斗争》第六十三期图为潘汉年的《这样的工作作风好不好》一文，见于《斗争》第六十三期。（资料图片）1934年6月9日，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样的工作作风好不好？》的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潘汉年写给时任中央局组织部部长李的报告。潘汉年早年一直在国统区从事文化统战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1933年夏，他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并担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后期，为扩大红军，中央局抽调了一批重要干部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到各县工作。潘汉年被派往杨殷县担任突击队队长。在这期间，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报告中，潘汉年重点谈了开会问题，由此又联系到从县到区，区到支部的工作方式问题。其中的一些做法，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各方面动员工作的压力很大。因此，通过开会来布置工作、协调解决问题很正常。但不正常的是，这一时期的会议太频繁。有的乡每个月开十多次，而且一开就开长会，有从晚上开到天晓才散，农忙时也是这样，导致干部把开会当作一种负担。为什么要开这么多的会？这与杨殷县的实际有关。该县于1933年7月成立，是名副其实的边区县。由于成立时间不长，导致党的建设没能及时跟上。在该县均村乡，有个支部召集大会只到一个人，区委与书记只是摇摇头，只是简单地决定重新召集一次。党的建设滞后，也导致党的领导无法深入基层。在那里，区委对各群众团体没有正确领导与关系，各团体一般的是靠上级的推动。正因为如此，才需要通过频繁开会来布置工作、协调解决问题。但潘汉年认为，若不加强党的领导，仅仅靠开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不断强化党的领导，特别是建立起一个中央各级党委党团苏维埃政府、群众组织人民群众的领导组织体系，才能将党的领导延伸到苏区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一基础上，开会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才能加强党对各群众团体协同动作的领导与指示，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动员过程中各派各的和没有联席的问题。领导组织体系建立之后，开会仍然是必要的。但潘汉年认为，会议时间不宜过长。在当时，会议之所以持续那么长时间，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与会人员过于宽泛。当时干部似乎有个错觉，好像与会人员越多就越重视一般。为此，潘汉年说：我曾看到一次区书联席会议，讨论红五月工作，莫明其妙的各区妇女部长也一齐列席，出席的人是县委书记，少共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夜深散会之后，他召集区一级的列席人员谈话，问他们过去区书联席会的县委工作人员是否也全体出席，他们答复一向如此。二是发言环节多、长篇大论多。当时，开一次区书联席会，往往要先由县委书记作报告，之后是少共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妇女部长等人补充。这样，重重复复拉拉扯扯从清早到下午四点钟。晚饭后，各区与会代表还要发表意见，而且，个个能够像县委人员一样，大篇名词与背诵决议，说得很漂亮。潘汉年认为，上述方法是不妥的，也毫无效率可言。要想会议开得高效，与会人员就必须精准。既然是开区书联席会议，与会人员就应该严格地限制在各区区委书记这个范围。至于发言，既要减少发言环节，也要限制与会人员长篇大论，发言要简单明了。这样，才能使会议开得更加有效，也有利于各项工作的推动。在调查过程中，潘汉年还发现一个问题：县委县苏有计划的去讨论与检查每一区、或某一个单位的工作，从来不做讨论题目，党与苏维埃及其他群众团体都是千篇一律。例如，杨殷县保卫局召开一次全县特派员会议。会议议程包括：（一）参战动员。（二）扩大红军。（三）查田。（四）节省。（五）检举与肃反。就保卫局的职责而言，上述议程的主题显然不够集中、不够明确，讨论也就无法做到有的放矢。潘汉年曾问一个组织部长：你们自己感觉到这种开会办法有没有效果？对方回答：不能断定！会议开得效率低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没有具体的、单独的讨论。在一次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上，潘汉年发现，会议采取的仍然是讲演式的办法，而且最后也没有人发表意见。类似的会议，从县开到区，从区开到乡，干部苦不堪言，特别是县委书记。要体现出对工作的重视、要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县委书记不得不整天参加各种会议，而且每种会议都要作报告，但同样，在会议中具体讨论是看不到。至于区一级的工作方式，问题似乎更为严重。潘汉年指出：不成问题反映上面县一级的方式，好像除开支书联席会，各部长联席会，就没有什么具体的单独的讨论与指示的方法。所以他指出，开会本身并不是目的，关键是要解决实际工作。而这种会议没有讲到实际工作办法，因此也不能解决实际工作。潘汉年认为，首先应该将上面来的文件迅速翻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