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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

鲁迅

（指出革命文学的缺陷在于“圈子化”，希望多读外国理论书。）

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诸君说什么话了，因为革命以来，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便是反动，于大家都无益处。（现实版的话语，现在何尝不是？）这一次回到北平，几位旧识的人要我到这里来讲几句，情不可却，只好来讲几句。但因为种种琐事，终于没有想定究竟来讲什么——连题目都没有。

1、政治环境的恶劣。

那题目，原是想在车上拟定的，但因为道路坏，汽车颠起来有尺多高，无从想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掉环境的影响。（切入点太巧妙了，而且起手一个比喻，生动形象。）文学——在中国的所谓新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如此。

2、文学受到政治的影响。

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非常落后，这里先谈文化。）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北平还不到这样，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洋人对中国男仆的蔑称）……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又是比喻。）

3、百姓文化的最落后。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yes”，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No”，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翻译”的坏，会让百姓莫名其妙，甚至受累。）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让百姓也有文化，百姓也要知道文化的重要性。）

4、百姓容易受到欺骗。

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新月社主要成员。他多次发表颂扬泰戈尔的文章。）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否认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存在，认为有用就是真理。胡适是杜威学说的宣传者。威来华讲学时，他曾担任翻译。），——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曼斯菲，英国女作家。徐志摩翻译过她的作品，说他曾在法国上过曼殊斐儿的坟：“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我不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关系的坟，……在枫丹薄罗上曼殊斐儿的坟。……”）——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不过附和的，创作的很有，研究的却不多，直到现在，还是给几个出题目的人们圈了起来。（点题。）

5、文学界有各自的圈子。（第一部分。）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政治决定文艺，文艺差不多是政治的附庸。）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革命文学产生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真假革命文学。）

6、革命文学受到政治的影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国便曾有过的。即如清末的南社（由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于苏州，盛时有社员千余人。他们以诗文鼓吹反清革命。），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汉代叔孙通等人所制定的礼仪制度。《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王莽篡位失败被杀后，司隶校尉刘秀（即后来的汉光武帝）带了僚属到长安，当地吏士“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峨冠博带。而事实并不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俄国的例子尤为明显，十月革命开初，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家非常惊喜，欢迎这暴风雨的袭来，愿受风雷的试炼。但后来，诗人叶遂宁，小说家索波里自杀了，近来还听说有名的小说家爱伦堡（苏联作家。十月革命后，他的创作中有批判社会主义的内容，曾受到当时苏联文艺界的批判。）有些反动。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四面袭来的并不是暴风雨，来试炼的也并非风雷，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空想被击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这倒不如古时候相信死后灵魂上天，坐在上帝旁边吃点心的诗人们福气。（德国诗人海涅诗集《还乡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