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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的艰难起点的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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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的艰难起点

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方面，为了更好地向前看，需

要适当地向后看，了解我们从何处来，才能知道我们

将往何处去。为此，我们特别留意了改革开放初期创

办的三种新闻传播学期刊——《新闻学论集》

(1980-1999，2007年复刊)、《新闻学会通讯》(1980-1989)

和《新闻学刊》(1985-1989)中的诸多内容。从中，我

们可以回顾并发现许多当时或许不甚注意，或许习以

为常，而今天看来却应该注意或改正的东西。本文拟

对3刊中有关新闻传播学数学方法的使用做一些介绍

与评论。

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数学较人事科学有一种大

优点，它所以有优点，正在于它的各个观念是可感的、

明白的、确定的，它们的最小差异也可以立刻被我们

所觉察，而且同一的名词总是表示同一的观念，并没

有歧义或变化。”然而，数学科学性的这些优点，在中

国新闻传播学的起步阶段，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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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延续，被有意压制和忽视，直到改革开放多年之

后，这种情况才稍有好转。本文讨论的目的，不在于

批评哪个人，只在于总结经验，真正理解学术研究的

本质，谨防用政治替代、冲击其他的错误重演。

一

如果回到1980年，那时我们如何认识量化研究的

呢?当年，我国一位传播学研究者这样写道：“不少美

国的新闻学理论的文章和著作，利用了统计、逻辑和

数学的方法……随之还相应地出现一些数理公式和逻

辑符号，使人看后实在费解……其实，不过是些唯心

主义糟粕。”这段话在发表的时候很平常；然而，今天

读来不免令人扼腕。现在去翻近30年前的“旧账”，绝

非追究谁的过错，这也不完全是个人的过错，观念是

历史和环境的产物。上面这段话，可以被看作是1980

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新闻传播学量化分析方法的普

遍态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各

种研究中都很少采用甚至有意回避数学方法。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第一届研究生中，有一位使

用较为简单的百分比量化分析报纸版面的构成，答辩

的时候差点没通过，因为多数委员认为这不是研究，

这位学生虽然毕业了，但没有拿到硕士学位(我国硕士

学位1981年起实行，第一届研究生1978年入学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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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位培养计划，故1981年毕业时，作为试行，从严

掌握，这批学生中三分之一不给学位)。

对量化分析的漠视和否定，主要在于那时我们尚

不知道什么是科学方法论，政治替代学术的倾向尚来

不及纠正。研究者们必须把新闻传播学看作是某种“有

立场”、“有感情”的学问，“我们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不是更好得多吗?”在那样的

背景下，任何提到“客观”、“纯粹”观点和说法，都会

被视为“客观上给资产阶级新闻学多少起了涂脂抹粉

的作用”。因为，如果“客观”了，“纯粹”了，资产阶级

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也就难以分辨出来了。而量化

分析，是不会讲究这些的。

这种完全摈弃统计、逻辑、数学方法的研究状态，

1982-1983年出现些微转机。当时，报纸开始普遍提

倡“为读者服务”。问题在于：办报人不了解读者，又

如何“为读者服务”呢?于是，基于“为读者服务”理念之

上的读者调查活动取得了合法的活动空间。1982年通

过计算机处理调查数据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十分罕见，

陈崇山、柯惠新等人领导一批年轻人一次开展了北京

市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当时担任北京《新闻学会通讯》

责任编辑的朱向霞谈到这次读者调查时说：“这在中国

是首创，影响很大，意义更大。不过，当时的调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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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还是比较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