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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去行政化利大于弊

一，我国大学行政化的历史文化背景

我国大学行政化现象由来已久,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事实上，自近代大学创建起,行政权力长期充当着大学运行管理的主导力量，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承和变革，最终形成了当前我国大学行政化的客观现实.从办学方针看,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清末崇尚“中体西用，国民党统治时期推行“党化教育，解放后遵循“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即使在大学自由度较大的清末民初及抗战时期,我国都是将大学视为国家“富国强兵”的工具.国民党统治时期确定的大学宗旨之一,便是在“党化教育”方针指导下，强调“信仰及服从领袖”。由此可见，我国大学地位的从属性和大学功能的工具性,以及大学行政化的萌芽并非今天才有。从权力基础看，官员身份和资源控制是大学行政化的物质前提。建国后，我们不是把大学视为独立的学术自治体,而是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单位，大学没有了独立性.

从主观认识看,对教育行政化之弊端的认识并不是今天才有。早在1931年，梁漱溟就曾指出：“要想中国教育有生机，非打破推翻今日官办教育的局面、得一大解放不可,官办教育,教育愈办愈死……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正是创造。因中国社会旧日的一切多不适用，近今从西洋直接抄袭过来的又不适用，所以非创造自家所适用的一套新文化不可，政治、经济乃至一切皆然,教育正同一例.这变断非由官去变,要自由试验而后才变得通。”

从客观效果看,总体上，大学行政化倾向与大学功能表现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大学教育发展最好的时期,恰恰是政府对大学不管或管得少、大学行政化色彩较淡的时期。无论是在大学刚刚起步的清末民初时期，还是在大学相对快速发展的北洋政府时期和民国时期,社会基本上都处于动荡状态;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在事实上没有完成国家的统一，其意志在全国各个方面还难以“贯彻执行”，从而为大学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空间。

我国大学行政化的体制根源

校长任命制与大学行政化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两个关键因素。一方面，校长任命制是大学行政化和校长“官员化的深层原因，被政府直接任命的大学校长必然会更多地对上负责,而不是自觉地对学校、教师、学生负责；另一方面,大学行政化又进一步巩固了校长任命制,使校长由政府直接任免制度成为必然选择.

资源高度集中基础上的集权体制是行政化的体制根源.由于教育资源配置权高度集中于教育行政部门，大学根本没有必要的办学自主权——从校长任免、经费拨付、项目审批,到学位授予权设定、专业课程设置、招生名额、教师招聘名额的审批权，都由政府部门掌控.行政级别不但与学校地位有关，还与校领导的个人待遇直接挂钩。高校的科研经费划拨、申请、职称、荣誉、评奖等，都由行政主导，普通教授不容易拿项目，但要当了院长、主任、处长，不仅有了级别，项目资金也容易随之而来。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日前公布，教育去行政化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规划纲要》明确提到,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被认为是教改深入到“敏感地带”。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只是大学去行政化、去官化的第一步，要让大学淡化行政色彩，还需在校内推行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真正建立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去行政化才能产生一流大学

从整体上说，大学的宗旨是为人类认识世界增添新知识,学术应该是大学唯一的追求和价值取向。不过，行政化状态下的大学里面，有两重追求目标,除了学术，还有类似于官员的行政进阶追求。在大学稀缺资源的分配中，处于行政部门的人以及所谓“双肩挑”的人，往往左右逢源，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而学术追求与行政追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目标,后者在本质上恰恰是与大学精神背反的.科学研究是非常具有个人色彩的事业,需要独立的人格和批评精神，而在行政权力面前,这种独立和批判精神受到了压抑和挑战.老老实实做学术，可能不如争取个副处级干部来得惬意.

评价大学的标准，本来也应该是学术的，而非行政的。但在行政化状态下，大学评价的标准可以简化成若干指标，进行“数字式管理”,这些指标看似完整和有理,实则弯曲了大学的正确方向.为了契合行政指标、获得办学资金等,大学不得不被动应付,削足适履甚至虚与委蛇,各种教学和科研评比、排行中的造假现象层出不穷.近几年,大学毕业生“被就业”现象突出，社会对此颇有微词，但行政系统需要这样的统计数据，以证明它们很好地完成了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任务.

行政系统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中国高校的行政规模也处于不断扩张的趋势。它们占用了原本可以用于教学、科研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