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中哲唐代儒学.pptxVIP

隋代儒学隋朝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几百年来南北分治的局面，而且开始将南北文化融为一体，优势互补，从而为唐朝的文化繁荣以及宋明时期中国文化的再生创造了条件。而且，隋朝儒学的文化背景是儒释道三教并存，这也成为儒学复兴的基本视域。就隋朝政治统治者对儒学的态度而言，基本上是利用与扶持。隋文帝杨坚在他夺权之后更感儒学足以利用，于是不仅多次下诏提倡儒家的礼仪道德以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而且上台伊始，尽易北周官仪，依照儒家典籍中的规范，复汉魏之旧。儒家学术一时间获得空前发展。(详见《隋书·儒林传》)整体特征：汉代儒学重在明经，魏晋儒学重在义理，南北朝诸儒虽抱残守缺，但当汉学已逝、唐学未兴的绝续之际，南北诸儒所倡导的逐字逐句注释经典的义疏之学，实对唐代儒学的发展具有先导作用。

隋代儒学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隋文帝的个人兴趣而言，他对儒学的尊重，并非发自内心，他几乎始终如一地认为，隋朝之兴皆由于佛法。特别是他出生在冯翊（pingyì）般若寺受智仙尼抚养的特殊经历，以及少年时代那些僧尼近于神奇的预言之深刻影响，使文帝对佛教产生发自内心的好感，所以他在夺取政权之后便立即改变北周武帝毁灭佛法的政策。再据《隋书·经籍志》，开皇元年，命全国恢复佛道二教，普沼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所有这些，不能不对儒学的恢复与发展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继文帝而立的是隋炀帝，他和乃父一样也笃好佛教，只是他在倡导佛教的同时，也注意对佛教进行一定的限制，从而有可能为儒学的恢复与发展留存相当的空间。《隋书·儒林传》序接着说：炀帝即位，复开痒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儒学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与释道二教的地位相比，隋朝儒学在三教中的地位可能最低。据《隋书》卷七十七《隐逸传》载，曾有人问隋朝名士李士谦三教优劣，士谦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儒学只是佛道二教的陪衬，这大体可以反映儒学在隋朝的实际地位。

唐代儒学融合儒释道三教的策略：唐初统治者的真实想法，是儒释道三教并重，既不允许儒学一枝独秀或独尊，当然更不可能彻底排斥释道二教。李渊在武德七年(624)下兴学诏书说：“三教虽并，善归一掇duo。沙门事佛，灵宇相望。朝贤宗儒，辟雍顿废。公正以下，宁得不惭。”显然是以三教并用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李渊于武德八年(625），下诏论三教先后，钦定为老先、次孔，最后为佛的排行次序。李渊之所以将道教排为第一，是因为唐皇室为了抬高家族的社会地位，自从足老子李耳的后裔，因此终有唐一朝几百年，不论儒学地位怎样高，而道教实际上一直是唐王朝的国教。李世民也不愿破坏三教并立并用的既成格局。李世民曾多次公开宣布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贞观十五年(641)，他到弘福寺向僧人解释道先佛后政策的背景时说：以老君是肤先祖，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并同时宣布一项变通政策：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用道教来为其身份正名，用佛教来笼络百姓，用儒学来选官。

唐代儒学在唐初三教冲突的过程中，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儒学一直处在比较有利的地位，但是如果从儒学自身的情况看，由于前此几百年的中衰和分裂，儒学很难真正担当起意识形态的主帅作用。因此，唐太宗在着意提高儒学地位的同时，也不能不着手整顿儒学。据《旧唐书·儒学传序》，贞观四年(630),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此次经典整理，起于贞观四年(630)，成于高宗永徽四年(653)，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参加者除颜师古、房玄龄、孔颖达等名儒领衔外，实际撰修者皆为各个门类的专家。据皮锡瑞《经学历史》研究，孔颖达入唐，年已耄老；岂尽逐条亲阅，不过总揽大纲。诸儒分治一经，各取一书以为底本，名为创定，实属因仍。书成而颖达居其功，论定而颖达尸其过。究之功过非一人所独擅，《五经正义》实为集体劳动的成果，因而其水平也难免参差不齐，内容也容或有自相矛盾之处，体例也并非整齐划一。

唐代儒学盛世鸿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