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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郑愈：惜乎，识者几希

郑愈，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历任国立四川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总务长，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校长等职。他对物理学的固体理论、天线理论造诣很深，堪称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

2015年是郑愈先生115周岁冥寿，是以为记。

1900年，郑愈生于浙江乐清县柳市镇象阳后横村。郑家家道不振，郑愈发蒙是靠上义学，“给有钱的族人磕三个头，给点赏钱这样上的学”。据郑愈的女儿、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郑体容说：“父亲读书成绩很好，与苏步青先生是浙江艺文中学同学。那是所教会办的男中，排演英文戏时父亲饰演过女主角。”（郑体容讲述，岱峻专访，以下楷体所引皆同，不再标注）彼时，新学初开，但读经讲经风气犹存；虽增加了“物理化学”（当时合为一门）等实用性课程，但师资、教材与实验设备等都是问题。一留日归来的数学教师在课堂结束时说：“刻下救亡图存，须振兴科学。数理化是科学的开路先锋，有志报国者，务必学好数理化。”在座的学生里，苏步青后来成了中国近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郑愈成了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

【负笈东洋，执教西蜀】

其时，科举已废，士子“莫不以留学利益相鼓吹，以游学为第一要务”。1918年，郑愈参加浙江省留日官费生考试，被录取。当时对日文要求很高，须达到听、说、读、写“四会”。据说，一起出国的有许多人是到东洋镀金的官家子。郑愈志在实业救国，选择工科，先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现东京工业大学）学电机，后到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念硕士，师事著名物理学家田丸卓郎、石原纯等。此时，他与同学苏步青又见面了，两人所学专业虽不同，但都以学成救国相砥砺。郑愈本可一直读完博士，但当时日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朝野上下弥漫着战争烟云，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正逐渐变成军国主义战车的发动机。按照郑体容的叙述，“父亲属于中国，祖国需要他，于是踏上归途”。

1920年代前，留学归国的物理界学人不多，有北大的何育杰、丁燮林、颜任光，清华的叶企孙，燕京大学的谢玉铭，中央大学的施士元等。但多集中在京畿及东部城市。西部物理学界人才珍罕，群山阻隔的四川尤甚。

1928年父亲一回国，就收到施士元先生的聘书，聘父亲到中央大学教物理系……中央大学设备最为先进。父亲当然看重这份雅意。但觉得出国几年，对母亲有亏欠，想好好陪陪她。遂决意入川。母亲夏道一，是浙江瑞安人，外公曾是苏步青的启蒙老师。她从西湖艺专毕业后，也曾到东京美术学校（今东京艺术大学的前身）学西洋画与工艺美术。“蜀中有仙山，峨眉邈难匹”，母亲早就有峨眉写生的夙愿。

其时，留学日本的张澜执掌国立成都大学，急欲办成国内一流大学，针对巴蜀闭塞，人才引进困难的局面，提出“打开夔门，广纳英才”的口号，利用“庚款文化基金会”特聘教授的名义，千方百计延聘国内外知名学者。

张澜先生听说父亲是东大的硕士生，殷勤挽留，多次宴请，把聘书递到手上，还叫人扣下行李。就这样，父亲半推半就地接任成都大学物理系主任。母亲也在南虹艺专谋到教职。1931年，成都大学与成都高师、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父亲顺理成章地续任川大物理系主任。

那时父母工资高，父亲300个大洋，母亲150个大洋。他们先在仁厚街23号征了2亩地，修了座一楼一底的小洋房，斋号“瞻道”——父亲郑愈字“瞻韩”，取意崇拜韩愈；母亲名“道一”，故有此名。

1939年7月27日，100多架日机轰炸成都，隔壁房舍全被震塌，我们家纹丝不动，那栋房子是父亲设计的。刘湘故宅也在仁厚街。一年前，刘湘出川抗战病逝，后灵柩迎回川行国葬，哀荣备至。此时刘湘夫人（刘湘字甫澄，其妻外号“刘虎婆”）为把几处住房连成一片，托我们一个亲戚做中介，要强买我家的房子，价钱也还公道。最后在少城公园过房契签字时，父亲流了眼泪。

这年年初，国民党中央委员程天放入主四川大学，遭到教授朱光潜、魏时珍、董时进、袭道耕、何鲁之、冯汉骥等六十多人反对。他们认为，川大乃西南最高学府，在川学者多人具备校长资望，教育部未免视蜀中无人；再则党国要员主持校政，必然损害学术自由。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抗争。半年后，新任校长程天放以躲避日机轰炸为名，将川大迁到峨嵋山报国寺。多名教授借此走人，父亲则前往西安受聘面粉厂经理。

1943年川大迁回成都九眼桥新址。此时校长换了川人黄季陆，他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研究生院，知道父亲在国内物理学界的分量，力邀父亲回校，参加理学院的建筑规划设计，并任理学院院长。黄季陆，下江人口音喊他“忘记了”，又有人喊他“黄妈妈”，说他对学生像母鸡护小鸡。他兼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委，保护过一些左派学生，他对被拘押后释放的学生，也不歧视，体现出难得的人情味。

自古蜀道难。选择四川安居乐业，也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