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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许衡的哲学思想

元代许衡的哲学思想

段文明

许衡，字仲平，号鲁斋，河南沁阳人。生于1209年，卒于1281年。其著述有《许文正公遗书》、《许鲁斋集》。34岁时，许衡从姚枢那里得到《伊川易传》、《四书集注》、《小学》、《或问》、《大学章句》，此后终生致力于研习程朱理学。在元代的理学家当中，许衡、刘因、吴澄占有重要地位，三个之中，就对社会、对入主中原的蒙古族统治者的影响来说，又以许衡为最。

许衡为理学在北方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元代蒙汉思想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进而促进了蒙古封建化的进程。延佑年间，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科场程式，与他在北方传播朱子学有很大关系，史称许衡是“元之所以籍以立国者也”⒈。他不仅是有影响的理学家、著名的教育家，而且博学多才，“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而慨然以道为已任”⒉。许衡不遗余力地潜思冥索程朱理学，为的是使由尧舜至孔孟，孔孟至二程的道统不被中断，并以此来影响入主中原的蒙古统治者。他积极用世、热心事功，以程朱理学教化各族子弟，他的许多弟子“致位卿相，为一代名臣”⒊。中统元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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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必烈召至京师，中统二年，拜太子太保，力辞不任，改任国子祭酒，编《历代帝王嘉言善政录》。后受命议事中书省。至元6年，与刘秉忠等议定朝廷官制、朝仪。翌年，被拜为中书左丞。至元8年，改授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执掌全国教育事宜，并亲自任教。许衡仕元为官，受到当时一些人的非议与讥讽，“公一聘即起，无乃速乎，衡曰：不如此，则道不行……不如此，则道不尊”⒋。从许衡一生的政治活动来看，他积极用世的确并非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实践自己的“践履”于时，以儒术改造社会的政治主张。从政是为了保存、发展中原的封建文化。在他受命议事中书省时，上疏《时务五事》，对忽必烈提出了“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⒌。并对忽必烈详细进讲了朱熹的为君之道的思想，正因为许衡采用了“践履”于时的传道途径，所以其哲学思想在元初对社会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导致了他的富有时代特色的哲学思想。下面试就其哲学思想分析如下：

一、心性思想

尊崇朱子学的许衡，为了使理学得到更广泛的普及，虽然遵循朱熹的格物致知，但采用了陆学直识本心的“简易”方法。他和会了朱熹的“穷理以明心”与陆象山的“明心以穷理”。许衡同意朱熹格物致知的见解，他在《大学直解》中说，“致知格物，格字解做至字，物是事物。若要推及本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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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又在穷究天下事物之理，直到那至极处，不可有一些不到，所以说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人于天下之理。既能穷究到至极处，然后本心的知识，无一些不致于天下之物”方面，他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在大学尽矣”。但在如何“穷理所谓格物致知也，是知到十分善处也。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大学所谓心正是也，行到十分善处也”⒍。为了正心诚意，须“尽心知性”，从自己身上去体察，去求人之良知善端，达到知自性。为求万物之理，首先应当明白“心是人之神明，人之一心虽不过方寸，然其本体至虚至灵”，因此“穷理”须反观自心以“正心”，“正心”即修身。求之于已，便可得到“天理”。所以说，“孔子道修身在心，能正心便能修身。……那诚意格物致知，都从这上头做根脚来”⒎。许衡又进一步说明，天理在心中，心即是理，人们心性的不同是“尽心”程度不同所造成的。“人与天地同，是甚底同。人不过六尸之躯，其大处同处，指心。谓心与天地一般……天赋以德性，虚灵不昧，人皆有之。所以物我皆得，求之即与之，所得深浅厚薄在人，而其始本同是一理也”⒏，故而“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⒐。人们只要坚持不懈，虽是“至愚的夫妇”，其内在的“自然之良知”也能够得到发展和扩大。许衡的“穷理”论，和会了朱陆，使元理学减少了空疏，增加了“笃实”。其知行并论，提倡积极主动地进行心性修养，自我完善，此说成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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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王学知行合一论的先声。许衡承袭朱熹关于人的气质的清浊美恶说，认为人“所禀之气，有清者，有浊者、有美者、有恶者，得其清者则为智，得其浊者则为愚，得其美者则为贤，得其恶者则为不肖，若得全清全美则大智大贤”，正因为人世间大多数人均程度不同地存在浊与愚，所以“圣人设教”以至善至美教化芸芸众生，以达到“人有义，虽处于贫贱富贵，各行乎当行之事”⒑。这既是许衡所持的人性相同，气不相同的观点。

二、变化气质

许衡潜心研习朱熹修身正心学说后，总结出一套理学修身的正心诚意之道。他将人的心体动静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并明确说明不同阶段应该如何恪守天理，去除人欲。

心体未发临事之前，应当持敬。此时要“身心收敛，气不粗暴”⑾，警惕非分的人欲产生不义。“而敬身之目，其则有四：心术、威仪、衣服、饮食”⑿，与此四目有度，便能心平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