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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小银行现行监事会制度

长期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公司治理实践表明,即便是经营管理相对规范化的上市公司,公司治理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表现之一即是监事制度流于形式、监事会的监督职责极度弱化。我国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普遍存在“形似”而“神不至”的问题,监事属于“开会监事”,监事会监督能力有限、监督职能弱化。而就农村中小银行而言,被《公司法》设计为公司治理“三驾马车”之一、只对股东(大)会负责的监事会“形骸化”、“功能虚化”问题尤为严重,逐渐“沦落”为董事会或经营层的“附庸”,既无监督之动力,又无监督之权力,更无监督之行动。

第一,农村中小银行监事会缺乏监督的动力。

长期以来,在农村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中,监事会的功能时常被忽视。农村中小银行监事会缺乏对董事会及经营层的监督动力,《公司法》《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商业银行监事会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审慎监管规则赋予的监督职能成为“一纸空文”。仔细考究其缺乏动力之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监事会监督理念极为缺乏。在农村中小银行经营管理实务中,以监事长为核心的监事会主观上认为自身作为监督机构,无法为机构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因而,在“内心”里甘愿作为董事会和经营层的“副手”,极度缺乏监督理念。正是因为监事会对法律法规以及审慎监管规则赋予的监督职责缺乏重要性的认知,亦无激励约束机制促使自身履行监督职责,导致部分农村中小银行董事会和经营层甚至没有把监事会纳入视野范围,更不会在意监事会的监督职责之行使。事实上,经营创造价值,监督更能创造价值,近几年不少金融机构爆发的大案以及被金融监管部门行政处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对机构声誉方面造成的无形损失无不是因为其在合规与内控建设方面存在漏洞进而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造成的。

二是监事会的独立性远远不够。法律法规和审慎监管规则赋予监事会的监督职责的实现需要监事会的独立性作为制度保障。然而,就农村中小银行而言,监事会仅具有形式上的独立性,难言有实质的独立性。以监事会人员组成为例,监事长属于农村中小银行党委班子成员,但对其推荐和任命却由省联社和主发起行来主导,股东大会选举监事和监事选举监事长只是走走流程,监事长难以对股东大会负责;而职工监事和外部监事的独立性更是值得怀疑。如职工监事,《公司法》第五十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均规定了监事会成员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农村中小银行监事会成员中至少三分之一来自于机构内部非高级管理人员,且不说其薪酬福利和监督经费主要受制于农村中小银行董事会及其下属的专门委员会、经营层,就是上述职工监事在农村中小银行内部的升迁也寄希望于被其监督的董事会及经营层,在此种情形下怎能指望职工监事对董事会及经营层进行有效监督呢?又如外部监事,虽然公司章程有一系列有关提名选举的规定,但公司治理实务中一般均由与外部监事熟悉的经营层(如董事长、行长等)推荐,在此种情况下,当然也无法保证其履职的独立性。

三是金融监管部门的导向机制出了问题。虽然法律法规和审慎监管规则在应然角度规定了监事会的监督职责,但金融监管部门却没有真正重视农村中小银行监事会的真正价值,表现在监管实务中,既没有对农村中小银行监事会履行监督职责的正向激励机制,也不认真落实对其履职的负面处罚机制,甚至长期以来鲜有对农村中小银行监事、监事长以及监事会履职的行政处罚案例公布。近期,葫芦岛市银保监分局公布的对辽宁兴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相关负责人行政处罚的葫银保监罚决〔2020〕1号(对辽宁兴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银保监罚决〔2020〕2号(对李某)、葫银保监罚决〔2020〕4号(对戴某)才算在处罚事由中有“监事会2018年未对本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2017年度开展履职评价工作”的情形。上述处罚只是涉及众多处罚事由中的一条,尚未出现因农村中小银行监事会违规的罚单,因此,无法由此推测出金融监管部门对农村中小银行监事会的政策导向机制已经发生变化。

第二,农村中小银行监事会缺乏监督的权力。

我国的农村中小银行公司治理体系,除了股东大会之外,还杂糅了中国特色的党委会治理模式、董事会下设各专业委员会以及独立董事的美国模式、监事会下设职工监事的德国模式和设外部监事的日本模式,典型的“大而全,却混而乱”,既未形成有效率的董事会,也未形成刚性的监事会,更没有体现出农村中小银行作为小法人机构的特点,造成监事会缺乏真正的监督权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间的权力分工不明。我国的法律法规和审慎监管规则将农村中小银行监督监督交由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分别行使。《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第二十一条设置了独立董事制度并在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四条中刻意突出了独立董事的重要监督职责。《商业银行董事履职评价办法》(试行)(中国银监会令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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