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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文化与去他者化

梦珂

如果要制作一个非洲版的《哈姆雷特》，我自己会想要怎么做。

是构置一个非洲/欧洲的二元权力结构，将文化冲突激烈地展现出来。比如将克劳狄斯塑造成一个来自欧洲的强取豪夺的殖民者，他所侵占的并不仅仅是王位和王后，还有当地的文化。还是做成像《狮子王》那样的音乐剧，浓墨重彩地渲染当地的“风土民俗”，将之变成感官和视觉的飨宴。这是笔者在听闻皇家莎士比亚剧院又制作了一版几乎纯非裔演员卡司的《哈姆雷特》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前者可以将更多关于种族、性别、宗教的问题用“莎士比亚式”的视角去作一个解读，这也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不少莎剧制作的走向。这种类型的制作通常将莎剧作为手段，多少会牺牲一些文本本身的多样性。而后者则是堂而皇之地将他者文化作为商品，从一个消费主义的视角，将非洲文化放在了笼子里。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在不牺牲文本丰富内涵的前提下，将非洲文化作为主体去呈现呢。这版由西蒙·古德翁（simongodwin）执导、帕帕·厄希度（paapaessiedu）主演的《哈姆雷特》，似乎就是在探索这第三条路。本版将皇室设定在一个西非文化背景的国家，而哈姆雷特则是才从欧洲学成归国的王子。在没有对文本进行大规模删改的前提下，本剧加了一个“楔子”：哈姆雷特和他的欧洲同学们在威登堡大学获得学位的一幕。而当他学成归来，却发现等待他的，是父亲的葬礼和母亲与叔父的婚礼。克劳狄斯的婚礼这一场戏通常会突出表现哈姆雷特本人与宫廷的格格不入。而厄希度的格格不入，不仅仅是因为他仍然停留在丧父的悲伤之中，也同样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母文化感到陌生而疏离。回到母国，对他而言是再一次的文化冲击和自我异化。

本版并没有将重心放在欧洲和非洲的关系上，而只是在恰当的时候略作暗示。比如见到老哈姆雷特鬼魂的那场戏，身穿传统非洲服饰的前国王和西装笔挺的年轻王子各占据了舞台两端，新非洲与老非洲之间的互相凝视，不言而喻。又比如，当他的同僚罗森克兰兹和吉尔登斯吞来拜访的时候，剧组用甚是调侃的风格利用二人对殖民主义作讽刺：他们送给国王和王后的伴手礼是传统英国电话亭包装的茶叶和黄油饼干。与此同时，剧中“唯三”的白人则是霍拉旭，一个从始至终坚定地和哈姆雷特站在一起的伙伴。视友谊弥足珍贵的霍拉旭，和在权贵面前低头谄媚出卖友谊的罗与古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充满权利欲、狡诈而贪婪的克劳狄斯，和机智幽默充满生命力的哈姆雷特，即使属于同一个族裔，同样的肤色，也仍然是南辕北辙的品格和魅力。肤色和种族的标签本身不能表达也不能说明任何事物，而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也不应该由这些标签来定义。

全剧尽管没有特意强调殖民主义的因素和影响，将整个《哈姆雷特》的故事构置在一个现代非洲的背景下，但在某种程度上倒是映射了非洲国家本身存在的现象和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不少仍然是后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比如腐朽堕落奢靡的统治者们，会让我们想到现代非洲国家依然腐败的裙带政治。以福丁布拉斯、列奥提斯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的军事力量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非洲国家接连不断的军事暴动。剧末福丁布拉斯再度统一丹麦的结尾，通常会被解读为重塑丹麦皇室混乱瓦解了的秩序。在该版中，当年轻的福丁布拉斯以其军事实力再度抓住了权力之巅，它更像是对于当代非洲政治制度的有力诘问：经历了去殖民化、民族解放和民主化进程的非洲，为何到头来还是变成了靠拳头说话。出问题的究竟是现代性，还是遇到了现代性的本土文化。同理，在欧洲身穿学士服的哈姆雷特，其结局却是被自己的“传统文化”所吞噬（部落比武）。霍米·巴巴将混杂性（hybridity）视为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一种解决方式，但现实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游走在不同文化中的人，面临着“两边都不属于”的尴尬困境。

对于《哈姆雷特》这样一个对大多数观众而言烂熟于胸的故事，本剧从开始直到最后，都还是保有大量令人惊喜的细节，增添了观看乐趣。比如当列奥提斯提醒奥菲利亚要保护自己的“贞洁”时，奥菲利亚从列奥提斯的手提袋中抓出了一长串的安全套来戳穿自己兄弟的虚伪。又比如最著名的“生存还是死亡”的独白，厄希度展现出了强烈地与观众对话的欲望，而并非沉溺在自我的哲学思考或是歇斯底里的哭泣中。厄希度的丹麦王子，是笔者这几年来看过的现场版《哈姆雷特》之中，最令人满意的一个。他扮演哈姆雷特游刃有余，幽默而风趣，仿佛他真的是一个摆脱了非洲惨痛过去的自信主体。将这样一个王子的形象置于整个故事的叙事结构中，这样的人物塑造才显现出它独特的双重悲剧性：是叙事的悲剧，也是文化冲突的悲剧。

比较令人遗憾的是，皇莎这一版《哈姆雷特》此次全英巡演，伦敦的舞台选在了哈克尼帝国剧院（hackneyempire）。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镜框式舞台，和皇莎的伸展式舞台相比较而言，观演關系并不那么亲密。但当笔者对哈克尼地区的周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