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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辩解理由的举证责任问题(2002年)

刑事诉讼中辩解理由的举证责任问题

吕德赞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案件：公安人员在公路上截查一名驾驶摩托车的青年甲，经查获证，甲所驾驶有摩托车是在最近失窃的，已经在A市报失，而且，该摩托车的电源锁有明显的被破坏过的痕迹，公安人员还在青年甲的身上搜查到螺丝刀、钥匙等物件。当公安人员讯问青年甲是如何得到该摩托车时，他辩解是他的老乡青年乙在A市某街道给予他的，叫他代为保管，他不知道车的来源，今天，他开该车是去B市看望朋友。当公安人员讯问其螺丝刀、钥匙等物件的来源及用途时，他也辩解说是老乡青年乙给他的。作为办案人员，要认定甲的行为的性质，必须辨别其辩解理由的真伪，这涉及到辩解理由的证明问题。

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犯罪嫌疑人或被子告人总是会提出各种辩解或辩护理由，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辩护，对于这些辩解理由，办案人员必须对其真伪作出判断。这就涉及到辩解理由的举证责任问题。对于辩解理由，由谁负举证责任呢？其真伪的认定基础是什么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司法实各中予以解决。否则，难以有效打击犯罪，确保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

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未明确予以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有不得确定有罪。”人们对这一规定是否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虽然存在争议，但是这一规定确定了在刑事诉讼

摩托车交给他。因此，为了澄清自己的行为，青年甲有责任，也有能力去举证。如果他不能举出相关的证据，司法机关则可根据已掌握的证据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如果甲的辩解理由是虚假的，由控方举证，就难以完全排除乙是否存在，乙是否确实给予了一辆摩托车甲；或者即使控方举出相关的证据，也要花相当大的成本。另一方的观点认为应由控方对辩解理由的真伪负举证责任。其理由是，无罪推定原则及其衍生出来的罪疑从无原则确立了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不负举证责任。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所作辩解不是要证明自己无罪，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能成功地指出控制方的举证是存在疑点的，证据是存在问题的，他们就达到了成功辩护的目的。其次，被告人提出辩解理由时，其可能已被侦查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行动受到一定的限制，往往丧失了取证的能力。第三，被告人提出的辩解理由往往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辩解理由可能性是某一事实，控方不能排辩解理由的可能性，就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其指控还未达到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明标准，指控制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控方要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就必须排除被告人辩解理由成立的可能性。在辩方提出辩解理由的情况下，控方要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应当证明其辩解理由是不成立的或根本不存在的。

在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司法实践中，不同的选择不仅有不同的后果，更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深远的社会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先参考一下国外对这一问题的规定。西方发达国家法制较完善，刑事证据规则较详细，对辩解理由的证明责任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如美国的法律规定，辩方对如下几类辩解理由负举证责任：1、如果被告方在辩护时提出被告人患有精神病或不适于接受审判，被告方应对此提出证据加以证明；2、如果某制定法规定，在没有合法授权、正当理由、特殊情况或例外情况下，实施某种行为就是非法的，那么被告方就有责任举证说明存在合法授权、正当理由、特殊情况或例外情况；3、如果被告人主张其行为曾取得许可、出于意外事件、受胁迫、为了自卫等，他便负有举证存在上述情况的责任；4、如果被告意图援引制定法对某些事实的推定，或者援引法律条文中的但书、例外或豁免，这时被告方也负有举证责任。此外，很多国家的法律规定某些特定行为可由一定的事实推定有罪，并赋予被告人自辩无罪的义务。如英、美的判例确定，占有最近失窃的赃物者对犯罪知情，对其行为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占有毒品者对其行为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等。由此可见，对于辩解理由，并非理所当然全由控方负举证责任。

笔者认为，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虽然确立了无罪推定、罪疑从无等原则，但是，这些原则关没有完全排除被告人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应负举证责任。甚至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的意义仅在于确定应由谁先负举证责任的问题。对于辩解理由的举证责任问题，笔者认为应根据辩解理由的性质来确定由谁负举证责任，被告人应对某辩解理由负举证责任或如实陈述之义务，如：1、被告人不否认自己的行为，而是否认自己行为的违法性时，如辩解自己是进行正当防卫或行为之前已经得到被害人许可等；2、被告人占有最近失窃的物品或违禁品的，被告人应对自己行为作合法辩解的；3、辩方辩解被告人没有行为责任能力的，如有精神障碍，不能控制或辨别自己的行为的；4、被告人辩解自己的行为已经取得被害人许可的或自己所作行为是受胁迫的。对于这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