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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兵团》李京

写在前面：说是回忆录，不过是随笔而已，没有精确的时间顺序，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全没章法。因为如果不这样写，我就会丢掉很多精彩的细节。而且写得这么细，主要是给后人看的，战友们对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比我了解得更多，算作抛砖引玉吧。《回忆兵团》作者：李京“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全是错。”

从兵团回北京之后，见到很多没上山下乡的人，他们都希望我讲讲在黑龙江的生活，那边的奇闻异事。我也很想讲，但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好跟他们说：“提起北大荒，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还是等有大块儿的时间再慢慢讲吧。”这一等就是40年。如今退休了，有大块儿的时间了，还是不知从何说起。要不是我们连在凤凰网知青频道开通了知青点，让我在这里见到老同学老战友，受了刺激，我还真下不了决心动笔。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尘封了多年的往事，就像奔涌的瀑布，一泻千里?

还得从文革说起。那可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啊。能亲身经历这场革命的人，不亚于经历过一场战争。因为我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所以我变成“狗崽子”。记得1966年的某一天，我在小学校操场上正参加红卫兵大会，忽然两个同学高举着一个文件，冲上前台大喊：“经过外调，现已查明以下同学的家长有问题，为了纯洁红卫兵组织，即刻除名??”然后就高声念着名字：xxxxxx?别人记不得了，当念到我的名字时，犹如晴天霹雳，当时就懵了，隔了几分钟，我站起来撒丫子往家跑，一口气哭着跑回家。我母亲说：“不让当咱就不当吧，哭什么。”说说容易，那年我才12岁，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哪受过这么大委屈啊。很快，家里被红卫兵抄了，翻箱倒柜，一片狼藉。我家是既没金条也没四旧，红卫兵们很失望。我父亲被带走了，说是被“无产阶级专政”了，去了哪里也不知道。整整两个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母亲心里是怎样的感受。当时年龄太小体会不到，没能帮她分担这种精神压力。直到有一天，杨京林（我院的一个小男孩）兴高采烈的跑来跟我弟弟说：“小力子，我看见你爸爸啦。”我们不信，问他在哪看见的，他说就在8号楼顶层朝南的一个窗口。我弟弟跟着他飞也似的跑到8号楼，睁大眼睛往京林说的那个窗户看了一个钟头，也没见人影。京林说：“我看见你爸手里拿着表，正在给手表上弦，看见我还摆了摆手。”原本还怀疑京林看错了，这下我们相信了，那确实是我们熟悉的动作，也是爸爸被关在那里唯一的“玩具”，一只老罗芬那手表。后来我弟弟经常跑到那去等，再也没看见过，可能又转移了。总算知道人还活着，母亲心里稍安一些。记得那会儿我哥哥也成了他们工厂的造反派，自己跑到中越边境友谊关当兵去了。我每天带着弟弟在里屋插上门睡觉，因为外屋是乌烟瘴气的，我母亲整夜被造反派围着，让交代问题，他们不停地抽烟，只记得我母亲反复说着一句话：“他革命一辈子，枪林弹雨，怎么就变成土匪了。”（后来我母亲因为担心父亲，又长时间挨整，神经受了严重刺激）。从那时起，所有的生活都被打破，我像换了一个人，整天呆在家里不出门，变得孤独而坚强，（也许战友们说我孤傲，就是从那来的）。

这辈子写过不少简历，很多日期都要想一想或者照着过去填的抄一下，但是1969年9月1日这个永生难忘的日子，是从来不会写错的。那一天我光荣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64团2连，通信地址是：黑龙江省孙吴县建字111信箱2分队。

这一天是我“参加革命”的日子，孩子不明白为什么会叫“参加革命”的日子，而不是“参加工作”的日子。我说这就是代沟。

1969年，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句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有的城市都沸腾了，几乎每家都有子女要下乡。那时候物资匮乏，什么都要票，买个雨鞋都要开证明?.记得我去北下关街道转户口的时候，办事处的人问：“就这么把户口迁出去了。不后悔。”我想都没想就说“当然不”。能加入去建设兵团的队伍是多么不容易啊。因为大部队快开拔了，我父亲还没有被平反，后来经院革命委员会研究，我是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特批的。也不知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还是万幸中的不幸。

9月1日，那个令人心碎的早上，父亲早早起来给我做早点（母亲病了，几乎做不了什么），然后默默地送我到了火车站。我弟弟也去了，母亲没有去。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一家一伙的，叮咛，嘱咐，流泪，告别??我看见父亲也流泪了，这辈子只看见这一次。

火车启动的一刹那，全车厢随着汽笛的长鸣掀起了巨大的合唱，哭的合唱??那场面实在是太壮观了。。。贝多芬要是听见，没准会改写命运交响曲。

我的喉头一直哽咽着，但是我没哭，我只幻想着那个神秘的北大荒，是不是像《边疆晓歌》里面那样?

有一个男同学还捶胸顿足砸着车门要下车，真丢人。坐了好几天的硬座，居然一点也没觉得累，那会儿真年轻啊。北大荒到了。第一印象：满地是泥，老兵说是因为下了一个月的小雨，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