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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金融危机的拯救者

如果在1998年的韩国做一个问卷调查，询问韩国人“你最痛恨的东西”，大名鼎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很可能会榜上有名。

当时，愤怒的人群在街头游行，抗议imf的倒行逆施，就连许多建筑电梯内的关门按键

上，都被印上了imf的大名，而在韩国文化中，关这个词被认为是不吉利、晦气的象征。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imf肯定感觉“比窦娥还冤”，处在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政府向imf求援，申请58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imf同意发放贷款，但提出了将业已破产的韩国第一国民银行和汉城银行出售给外国金融机构的条件。因为imf认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是亚洲银行体制的缺陷。

危机前30年，东亚国家利用银行体系作为工业政策工具，直接控制银行的管理和信贷分配，导致风险管理的弱化及银行资产质量下降。imf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整套政策的重点，在于恢复受援国的外部经济均衡，维护受援国货币在外国投资者与贷款人眼中的信誉。提供的改革方案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通过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参与国际竞争，从而实现经济健康增长。

从外部世界看，这个处方对于韩国是奏效的。到2001年8月，韩国总外债与gdp比率已经下降到了26.8%，低于世界银行规定的30%警戒线。外汇储备回升到了990.25亿美元，为5年来之最高记录，居世界第五位。通货膨胀始终保持在4%这个较低的水平上。

但对普通韩国公民而言，景况就远没有那么美妙。仅仅在2001年第二季度，韩国人均工资水平就下降了1.2%，私人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7.1%，下跌到2.4%。虽然失业率也从第一季度的4.8%下降至3.5%，但有专家指出，在劳动结构中常任性职务工作者比重下降，临时与计件工作者比重上升，仍然不能改变韩国公众生活水平下滑的大趋势。

于是，在许多韩国公民心中，imf的改革政策，是在纵容外国人掠夺自己国家的经济主权与自己的一日三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在评论imf此次处理东亚金融危机时，也有相似看法，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基金会的首脑们说，紧缩政策将重建人们对泰国经济的信心。当危机发展到其他东亚国家，并且这些政策的失败已经很明显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是眨眨眼，给每一个到它门口求援的国家开出同样的药方。我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与拉美不同，东亚国家已经实现了预算盈余。紧缩导致了在教育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不足，而这两者都是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紧缩政策将无法复苏东亚经济，它会把他们推入衰退甚至萧条，高利率只会摧毁负债的地区企业，导致更多的破产与坏债，压缩的政府开支将只能使经济更萎缩。”

如果我们细心地对imf针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整个决策机制进行简单追溯，就会发现对它的追问确实有相当的理由。作为受援国金融监视员的imf，只能提供诊断与咨询意见，在实际操作中，imf并不“强制实行”任何条件，只进行援助条件的“谈判”，但谈判的所有筹码都在imf一方，并且它往往不给对方以足够的时间去达成一致的意见或向本国有关专家咨询。imf对各国经济状况缺乏客观、广泛的了解，而派出的工作小组往往要在几天、乃至几周内拿出一个完整的改革方案，这种方案往往凌驾于各国实际情况之上。在本次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警方面，1997年5月，imf在其出版的《worldeconomicreview》中，还没有对东亚各国提出任何警告。到了9月，imf更错误地认为东亚金融危机已接近尾声，进而对以韩国为中心的危机第二阶段作出详细的预见与决策分析。

具讽刺意味的是，东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国中惟一没有接受imf援助的马来西亚，2000年经济增长率居然达到了8.5%的骄人比率。2001年，尽管由于上一年欧美经济低迷而导致对马出口产品的打击，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仍高达7.1%，超过东南亚其他imf受援国。

马来西亚成为身体力行拒绝华盛顿共识的第一个国家，当马哈蒂尔公然嘲笑imf的拯救计划并宣布在马来西亚实行外汇管制时，来自“华盛顿共识区”的最权威的声音都在预测马来西亚经济将在3个月内崩溃，然而事实是，马来西亚已经成为经济复苏进程中惟一堪与韩国媲美的国家。

“马来西亚是继韩国之后，第二个令信贷体系得以重建的经济体。”clsa新兴市场战略研究员克里斯托弗·伍德说。2002年马来西亚国内贷款数额将增长6%，明年这个数字将达到11%。马来西亚资产清理机构宣称该国130亿美元不良贷款已全部得到清理或已达成清理意向，这种速度连韩国都望尘莫及，迄今为止韩国清理坏账的进度也只达到60%。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来西亚从英帝国传承下来的会计和法律体系，另外，马哈蒂尔本人雷厉风行的性格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马哈蒂尔宣布加入反恐阵营后，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