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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自省——从《在医院中》看丁玲的性别叙事

作者：汪佳

来源：《名作欣赏·下旬刊》2017年第5期

摘要：《在医院中》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一篇极富女性意识的小说。在小说中，她自觉地选择特殊的叙述技巧，使她的女性意识得到了充分表达。本文将从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和叙述模式三方面来分析丁玲的女性意识表达。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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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是中国女性文学的重要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她就展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别意识，《莎菲女士的日记》发出了“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绝叫”。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一年和30年代的最初一两年间，她的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女性意识悄然消遁。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辗转到陕北后，她的女性意识逐渐复苏，创作出一系列表达女性意识和诉求的作品，《在医院中》就是其中的一篇。当眼前看到的是愚昧闭塞、完全无法和想象中神化的民众联系起来的乡村大众时，沉睡的女性意识便苏醒了，她的文章又恢复了强烈的女性批判色彩。本文将从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和叙述模式三方面具体探究丁玲《在医院中》的女性意识表达。

一、叙述视角：全知视角和人物有限视角结合——建立女性权威，表现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

丁玲的《在医院中》使用了第三人称进行叙述，讲述了知识青年陆萍来到离延安四十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工作的故事。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能给予作家充分自由的空间，使作家对故事进行周密全面的细节描写，并可以根据小说发展的要求调节叙述视角和叙述距离。然而丁玲并未使用传统的全知视角，在全知视角的非聚焦型叙述框架中，她构建了一个以虚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为聚焦点的内聚焦型视角。

叙述者选择从女主人公陆萍的视角去耳闻目睹医院中的人物和事件，并且揭示陆萍的内心活动，这样就使得陆萍的所思所感成了小说世界的判断标尺。判断标尺掌握在女性手中，那么男性人物就成了被打量和被判断的对象。因此，当读者跟随叙述者开始以陆萍为内聚焦视点观察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了解其内心活动时，就会不知不觉地站在陆萍的立场。通过这样巧妙的视角转换，丁玲将不具有性别特征的全知叙述者转换成女性叙述者，她的小说自然地成为女性叙事文本。从女性视角叙事，那么女性意识和女性人生体验就能得到更多的表现。与此同时，作者也将自身的价值判断、思想情感寄予在她身上，“虽然陆萍并非我，但我是借了她来发挥我的思想和情感”。丁玲巧妙地颠倒了传统小说中的话语权，使传统小说中一贯沉默的女性掌握了话语特权，在文本中建立起女性权威，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

此外，小说又是全知视角。叙述者是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俯视全局的。她既能够叙述陆萍在场的事，又能叙述陆萍不在场的事，如黎涯和郑鹏读了陆萍的信后两人的行为，还能叙述陆萍不知道的事，如陆萍针对医院提建议，并不知道自己被别人在背后指点。这种至高无上的全知视角，赋予了叙述者以最高权威，促使叙述者发出的“声音”带上了不容辩驳的真实性和真理性。然而这一叙述“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聚焦人物陆萍的“声音”，成为叙述者和聚焦人物“声音”的合成体。隐含作者是支配叙述者意识的“人”，尽管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不是一回事，但是真实作者的女性意识必然会影响隐含作者在创作时的意识，结果叙述者的意识自然会反映真实作者的意识。因此，丁玲采取全知视角，对于表现女性的主体意识，无疑是极其有力的。

二、叙事时间——过去与现在交织——揭示女性的生存境遇：“几十年的女人被压迫的呼声呵！”

从叙述视角的选择，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丁玲强烈的女性意识，那么是什么引发了她这种强烈的女性意识呢？是因为她发现自“五四”颠覆封建秩序以来，女性一步步逃离父权制的压迫，改善受歧视的生存境遇的愿望，在提倡平等的解放区却没能实现。

小说以“12月里的末尾”作为故事开始的时间。叙述者从陆萍来到这个医院的时间点开始，叙述了她“现在”的生存境况。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女性的生存境遇如何呢？陆萍一开始便用着“一副讨好的声音”同领着她去住所的李管理科长套近乎；当这位科长看到给陆萍的那“薄饼似的被子”时，只是“叫起来”；把陆萍的床搞垮在地，也只是“匆匆地走了”，完全不理会陆萍当下生存的窘迫。如果不是性别歧视，这在提倡同志间应互相关爱、互相帮助的延安能发生吗？而且透过往日的情况——“在队伍里这样薄的被子也不多见的”，也能看出科长对待女性的态度差异。但流露出对女性不屑与轻视的，绝不止这位科长一个。一个对医务完全是外行的院长是“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需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对之后陆萍提出的批评意见更是不以为然；产科主任王梭华“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甚至连可以任情畅谈的朋友郑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