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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组发言：传承传统美德,弘扬慈善文化

同志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中华慈善文化源远流长，深邃精湛，对促进党员干部涵养民本情怀、激发奉献精神、增强廉洁意识、践行正确义利观念、提升道德境界均具有积极作用。传承慈善文化能够“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有利于党员干部不断提升党性修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传承慈善文化，有助于涵养党员干部的民本情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是传统慈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周时期，敬天保民的观念就已出现，古人用“民情可见”的观点解释天命，强调从民情知天命的观点。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得到儒家的继承和发扬，如孔子主张“修己以安百姓”，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这些民本思想绵延千年，饱含哲理，寓意深刻，对后世种种惠民济民政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反映古代民本思想的名言，深刻阐述传统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党员干部汲取民本思想精华，有助于牢固树立人民立场，深入践行党的宗旨。具体来说，一是利民。“治国有常，利民为本”，要深刻把握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二是忧民。“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只有时刻将群众冷暖放在心里，才能获得群众的真心拥护。三是富民。国家的富强离不开人民的富裕，要在思想上、行动上落实好党中央的富民政策，通过“裕民以政”、“藏富于民”、“制民之产”等方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四是听民。要体察民意，倾听呼声，坚持群众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传承慈善文化，有助于激发党员干部的奉献精神。中华慈善文化具有“为人”和“无我”的鲜明特征。儒家倡导仁爱，指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道家认为“上善若水”，最高境界的善就像水一样，默默滋润万物却从不标榜自己，不与万物争利。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涌现出刘宰、辛公义、苏轼、朱熹、范仲淹等许多慈善人物，他们救灾备荒、捐出俸禄、奖善惩恶、移风易俗，造福一方。他们虽处不同时代，行善方式有别，但都舍己为人，具有强烈的奉献精神。比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捐出毕生积蓄，购置良田千亩，创建范氏义庄，周济族人和乡邻，并亲自订立《义庄规矩》，为这一慈善组织800余年的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现代慈善事业提供了诸多启迪。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奉献精神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党员干部传承慈善文化，有助于激发奉献意识。具体表现包括：面对困难群体，奉献真心和帮助；面对百姓“急难愁盼”，牢记使命和担当；面对困难和挑战，拿出勇气和智慧，以实际行动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工作理念，等等。

传承慈善文化，有助于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意识。在古代，善书曾广泛传播。所谓善书，即劝人行善之书，主要劝诫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已知最早的善书是宋代《太上感应篇》。该书倡导“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等善行，并列举了接受贿赂、颠倒是非曲直等100多条恶行，告诫人们“举头三尺有神明”，在是非和利欲面前要保持操守、遵纪守法。清代善书《暗室灯》则将本书比作黑暗屋子里的一盏明灯，烛光照亮处于幽暗环境中的人，促使人们改过迁善。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善书还专门以官员为劝诫对象。例如，明末的《迪吉录》、《劝诫全书》等善书将官员的行为条分缕析，分别对应“功”和“过”，便于官员遵循。党员干部传承慈善文化，有助于加强自我约束，筑牢防腐底线。慎独慎微，慎始慎终，时刻以党性原则和法纪规范衡量和约束自我，才能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贯通起来，心存敬畏，止恶向善。

传承慈善文化，有助于党员干部践行正确的义利观念。传统慈善文化倡导以义取利，通过符合道义的方式来获取利益。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不符合道义，那便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传统义利文化的影响下，很多士绅商贾见利思义、以义为利，致力于扶危济困的慈善事业。例如，明清时期的徽商群体，在经商获取财富的同时急公好义，他们捐资兴学、修桥筑路、赈灾救荒、回馈桑梓，获得了“义贾”的美名。此外，经典善书《了凡四训》的作者袁黄曾任明代宝坻县令，他在书中提及“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身而论天下”，指出行善不能仅仅着眼于当下和自身，也需考虑对天下和后世的影响。党员干部传承慈善文化，有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