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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牧之创作之维：女性主体、群像悲剧与人

道主义

作者：张琳柳宏宇

来源：《电影评介》2019年第14期

袁牧之被誉为影坛的“千面人”，集表演、剧作、导演和电影事业家于一身，被称为中国电

影史上的传奇人物。早年参加剧社表演与创作，在当时的很多期刊上发表小说与剧本，随后主

演了电通公司的《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生死同心》等电影，并编导了中国电影

史上第一部相对成熟的有声片《都市风光》，创作了左翼电影运动的代表作品《马路天使》。

不仅如此，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与吴印咸一起前往延安，用仅有的简陋设备拍摄了新闻纪录

片《延安与八路军》（该片的资料在战时遗失，仅有部分资料保存下来），并在“伪满映”的基

础上建设了中国最早的电影制片厂——“东影厂”，随后还出任了新中国电影局第一任局长。他

一生著作颇丰，尤其在早期的电影创作中，留下了不少经典之作。

由于他在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国内不少学者对其现实主义风格、音乐片贡献、纪录片创

作等方面都有深入探讨。王汉川在《袁牧之对中国有声电影的艺术贡献》中，从中国有声片的

发展历程中观照袁牧之的艺术贡献，将研究重点放在对袁牧之的创作文本《桃李劫》《都市风

光》《马路天使》上，尤其关注声音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分析袁牧之在电影创作中如何实现声

音的叙事、渲染情绪、营造空间、声画蒙太奇的艺术作用。程季华在《袁牧之与新闻纪录电

影》中，详细记录了袁牧之开始拍摄新闻纪录片、拍摄《延安与八路军》历经波折、前往苏联

考察学习的生活、接收“伪满映”以及成立“东影”等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董千玮在《孤

独的奇葩——比较马路天使和偷自行车的人探求其新现实主义性》一文中，将袁牧之的

《马路天使》和德西卡·《偷自行车的人》进行对比，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入手，对电影产生

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电影语境进行剖析，从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原则角度，从视听语言的角

度，分析故事剧情、创作手段、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异同。杨新宇则在《袁牧之文学创作论》细

致地分析了袁牧之早年的文学创作作品，总结了其在剧本和小说方面的风格特点，却没能将其

文学创作与电影创作联系起来，纵向阐述和凝练袁牧之的创作思想。

学者们对袁牧之的研究集中在其电影创作中，从电影本体出发，对其有声片和新闻纪录片

文本的美学风格、社会意义做深入解析，而略过了对贯穿于他创作生涯的总体规律的归纳与总

结。笔者尝试从宏观的角度，将袁牧之的戏剧、文学、表演等方面的创作经历纳入到其创作生

涯中，观照流淌在他所有文本中的主要意识——女性主体、群像悲剧和人道主义。

一、女性主体意识——从表演到导演

袁牧之在《我演剧生涯中之趣闻》中提到自己演戏生涯中的第一个角色，是扮演胡适《终

身大事》中的田亚梅女士，“上台前化妆得非常好，简直不再像一个男人了”“以后我很少有机

会演男角，差不多总派我演女的”[1]。早年积累的戏剧表演经验，尤其是大量女性角色的舞台

表演，使得信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验派”的袁牧之①，在随后的剧本、小说、电影创作中，

都会不由自主地代入女性主体意识。

在他早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阿五的丧礼》[2]（很遗憾该小说只刊登了上半部分）中，袁

牧之首次以女性视角描写一个小女孩的悲苦命运，在痛斥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的同时，以细

腻的笔触描述了一位女性的温柔、善良的内心。在该短篇小说中，袁牧之以第一人称叙事视

角，展现“姑姑”眼中的小女孩“阿五”的悲苦命运，小女孩聪明伶俐、古灵精怪，却无奈地被社

会现实和家庭观念扼杀童年，夺去了年轻的生命;1934年，他继续创作短篇小说《寻人》，同

样从女性视角出发，描写一个丈夫不归家的女人的内心独白，面对爱情的丧失、社会现实等问

题，提出女性的独立的思考，将女性踌躇、矛盾心理活动写得非常细腻。在这篇小说中，还渗

透了一些对声音的思考，“工厂的汽笛叫醒了我”“我们床上的鼾声乐队，只留着小凡哑铃在合

奏，少了个bass（贝斯）的和音”，[3]这种声音巧妙运用的手法在其后来创作的有声片《桃李

劫》和《都市风光》有了更直接的体现。1934年，刊登在《大众画报》第12期中的短篇小说

《一个不用镜子的女人》，塑造了一个“健壮、魁伟，黝黑的皮色，不敷粉，带着一层毛孔里

排泄出来的油光，男士的头发，太太比他丈夫还高出半个头来”[4]女性形象。这个女性形象颠

覆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建构，几乎是一个类似于《骆驼祥子》里“虎妞”的女性。尤为让人惊奇

的是这个女人在家里也排行老五，与他此前创作的《阿五的丧礼》中的小女孩“阿五”有着相同

的命运，可见“老五”这一形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