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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该如何对待转基因问题？】

在等待25年的审批之后，转基因三文鱼终于获准摆上餐桌。美国水丰技术公司8月4日宣布，向加拿大顾客售出一万磅转基因三文鱼，每磅5.30美元。这是第一种获准上人类餐桌的转基因动物产品。

此消息引起了一些中国科学家的关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称，早在1983年他们就研究转基因鱼，1985年正式发表了世界首批转基因鱼培育成功的论文，比西方同行领先3年以上。研究团队将草鱼生长因子的基因植入黄河鲤，经多代选育出冠鲤。朱作言称，与美国的转基因三文鱼研发比较，中国冠鲤的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评价以及生态安全对策研究不仅完全符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粮农组织有关审批转基因动物的所有法规要求，而且部署更为超前，实验更为充分，数据更为详尽。

为什么中国的转基因鱼迟迟未能上市？据了解，这与我国现行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相关法规有关，转基因安全评价需经过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安全证书等五个阶段。冠鲤安全评价自2000年完成中间试验后，由于社会上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等原因，长期没有进展。

转基因农产品的商业化问题，目前在中国成了一个极为敏感而复杂的问题，有时甚至到了不可讨论的地步。其敏感性和复杂性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利益问题，巨大的利益会引发激烈争议，甚至有上亿的掩口费之说。二是政策问题，国内在转基因农作物的研发、推广、禁止与许可、商业化、流通等各个方面的政策并不清晰，也缺乏系统性，一方面存在政策缺失，另一方面在兼顾多方利益时，变成了摆平衡。同时，政策执行也有问题，对于有明确规定的转基因政策，实际执行并不严格，更谈不上依法办事了。三是公众知情与社会认知，国内这两方面都做得很不够，所以，在中国社会谈转基因问题，就好像涉足一个有凶险的江湖。

作为中国独立的智库机构，安邦咨询（ANBOUND）主张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农产品转基因问题，而不是从技术层面来看问题。理由在于，转基因作为人类科学技术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无可厚非，也无所谓对错。而且从中国政府的态度来看，中国不希望在转基因技术研究上落后别国太多，这与中国在其他科技领域一样。

但是从公共政策来看就大为不同了，因为涉及到公众的安全、

健康、知情权、伦理道德、法律等问题，政府就必须加以干预和管理，扮演一个重要的仲裁者和监管者角色。很多人在讨论转基因问题时，喜欢把话语权完全交给科学家。这从技术上看似乎有道理，但从公共政策来看则甚为不妥，因为科学家也可能成为一种利益集团。

2016年6月30日起，美国诺奖得主兰迪?谢克曼等110名诺奖得主曾联合署名一封公开信，声援转基因技术、转基因农作物或食品，重申其安全性，并敦促“绿色和平”放弃对转基因大米——黄金大米的抵制活动。谢克曼表示，对转基因食品的负面态度，“是一种对技术的无端恐惧，是毫无根据的恐惧”。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公开信应该很有说服力，尤其会影响社会公众，也会向政府施压。

但在安邦咨询研究团队看来，从技术层面讨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将难以得出客观的结果。因为争议的双方都是利益相关方，会基于自己的利益来做评判。但对政府来说，从政策层面来理清决策流程可能更为重要。要知道，科学决策并不等于科学者决策！在转基因争论中，科学家团体其实也是利益相关方——他们可能是转基因项目的参与者，也可能是基于研究和技术偏好支持转基因，还有可能是基于道德因素投赞成票。

所以，作为监管者的政府还是应该把裁判权抓在手里，只有政府才能相对中立地对转基因问题给出决策。政府超脱利益来做出决策，基于多个国家的转基因政策实践来选择适用的监管模式，而把市场选择权交给消费者，这样也许会更加客观和科学一些。因此，政府保持中立和拥有裁判权，应该是面对转基因问题时的重要原则。

另一个原则应该是公众知情权和选择权。企业基于商业利益推动转基因农产品进入市场，政府也给予审批和放行，这时候就应该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举例来说，对于所有转基因农产品或食品，政府应该要求商家在醒目的位置标明转基因食品，以便让公众做出自己的选择。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将市场选择权交给消费者，这不仅比拥有利益相关性的技术专家的评价更客观，而且也更加公平。

最终分析结论（FinalAnalysisConclusion）：

转基因问题不是小问题，是关乎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应该确定转基因问题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出发点，以便在不阻碍科技发展和商业利益的同时，保护社会公众的健康和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