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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社会》SS（）57

科技治理与科技政策

对作为经验的欧美人类种系

基因编辑立法的省思

唐伟华

（青岛大学法学院）

摘要：面对人类种系基因编辑带来的伦理争议，如何借鉴西方立法经

验受到重视。欧美国家的制度经验主要立足于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伦理

情境。是否需要将人类种系基因修饰视为禁忌，有待于商榷。更重要的

是，西方的伦理及法制经验的“普遍主义”和“地方性”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关键词：欧美，人类种系修饰，基因编辑，伦理情境，立法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

DOI:10.19524/ki.10-1009/g3.2019.04.057

基因编辑（geneediting）是基因修饰（geneticmodification）技术的一种

辑，其作为预防医学手段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同时也面临种种争议。

2018年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争议。在此基础上，借鉴外国

尤其是西方的制度经验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国内学界对于西方国

家关于人类种系基因修饰的伦理及立法取向的讨论尚不充分，在“拿来”

之前，有必要进一步厘清。

作者简介：

唐伟华，青岛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伦理与法律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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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的背景：作为禁忌的伦理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的国际争议，不过是中国科学家在人类种系

编辑问题上引发的同类争议中的一起。与该事件招致一边倒的批评相

比，2015年中山大学黄军就团队发表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成果所引发

的讨论，或更有助于呈现上述差异。由于该研究成果并不涉及种系编辑

技术的临床应用，故其争议不涉及临床试验和应用的安全性问题。但正

因如此，该事例在国际社会引发的伦理争议，才更有助于全面认识中西

方在基因编辑上的伦理异同，从而有助于全面评估与基因编辑有关的制

度借鉴。当年4月，黄军就团队在《蛋白质与细胞》杂志上发表了

胎基因编辑的文章。为避免引起争议，其在论文中特别声明所使用的

[1]

是“三核受精卵”（3PNzygotes），这类受精卵通常无法正常发育并将最终

丧失活性（non-viable）。但即便如此，黄军就的研究仍然在西方学界、

及公共舆论界引起激烈争议。据称其先是遭到Nature和Science等名刊的

拒稿，才改投《蛋白质和细胞》杂志的，且遭拒原因恰与“伦理”[2]

在其成果发表的几乎同时，美国国立卫生院（

Health，NIH）即公开声明不得将联邦资助经费用于人类胚胎基因编辑；

[3]

而美国国会也随即于6月16日就基因修饰伦理，包括该事件引发的争

议，专门组织了“人类基因修饰的科学与伦理”听证，包括Jennifer

Doudna等该领域著名科学家到会作证。有西方媒体指出：黄军就的

[4]

论文是国际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针对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成果，

“CRISPR已被用于编辑动物胚胎和成体干细胞，但到目前为止，由于伦

理问题，没有人使用该技术编辑人类胚胎的基因组—或者即便有的

话，他们没有公开承认—中国团队的这项工作跨过了这一伦理界线

（ethicalline），会引起一些人的谴责，并引发新一轮的道德辩论。”

[5]

在胚胎禁忌之外，相关立法的伦理背景中也涉及对基因本身的认

知。有一种观点认为，基因（特别是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