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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乃雄：对我国音乐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一些思考

音乐的起源与人类的起源同样悠久，远比音乐教育久远。音乐教

育的产生，说明人类开始懂得通过音乐的教与学来传授音乐；这标志

着人类音乐的自在阶段宣告结束，从此进入一个通过传授与培育进行

传承、提高和发扬音乐的自为阶段。可是，这离音乐教育作为一门理

论化和系统化的学术的产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人类从基于本能自

发地从事音乐活动，发展到有意识地进行音乐教育，是一大进步；然

后再经过漫长的音乐教育实践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通过长期的实践

—理论—实践、具体—抽象—具体、归纳—演绎—归纳以及分析—综

合—分析的反复过程，终于形成比较成熟、完整的音乐教育理论。这

一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不断地得以发展和提高，臻于系统化而成

为音乐教育学，这又是一大进步。人类这后一种进步的得来更不容易，

它的形成与发展是决不平衡的：首先在某些地区和国家中出现，然后

才在其他地区和国家陆续形成；这种情况好比孕育在大地怀中的种子，

有待于一定的、足够的条件成熟后，才可能破土而出地萌芽和茁壮成

长。各国、各地、各人通过自己的实践与理论积累起自己的心得、经

验与创造成果，同时也随着近现代文化—信息交流的传播日益加强，

不断吸取其他先进国家和学派的影响，从而得以逐步地、先后地形成

为该国家、地区或个人固有的音乐教育学成果，或迟或早、或浅或深

地出现并在人类的学术园地上呈奇竞秀。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音乐领域

上，对音乐教育学这一门学术进行探究，并在音乐教育领域上把它作

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开设，是完全必要的，因为音乐教育学

是对音乐教育这一事业和理论的集中概括和最高概括；因为正是它，

不论是有形或无形、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决定着、指导着一切音乐教

学的理论和方法。它实际上指导着音乐教育和教学的进行，虽然不能

保证，但却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它的成效。

迄今在音乐教育和音乐教育学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度，对音乐教育

学这门学科的研究，不仅程度不一而且众说纷纭。各家各派根据各自

的认识和见解，对它的基本定义、概念、原理直到具体内涵的界定和

阐述，都大相径庭，更谈不上、也决不需要统一；这尤其是由于各个

国度和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传承、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概括

习惯。所以，对音乐教育学这一门学科的研究，应当既尊重、参考和

吸取外来的、先进的，尤其是对人类普遍有效，特别是对自己有益的

经验和成果，同时也必须保持并追求自己应有的不同特色和独创性，

这样才能针对本地区、本民族的特殊状况、条件和需要，避免无的放

矢、生吞活剥的不良后果。

中华民族拥有几千年的音乐传统和悠久的音乐教育发展史，早在

数千年以前的《礼记》中已有《乐记》和《学记》这样两部辉煌的论

著，不愧为人类最早的、预示着音乐学与音乐教育学终将形成的“先

驱”。可是，由于几千年封建制度的桎梏、思维方式的局限，以及音

乐教育在理论性和系统性方面发展不足，并未能形成一门真正符合科

学标准的音乐教育学，而至今仍然只能沿着建立这一门现代化学科的

方向，不断进行探索；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早在两、三千年前，在中国就形成过人类最早的音乐教育盛期，

并产生了杰出的思想家、音乐教育家孔子。古代中国音乐教育最突出

的成就，在于认识并强调音乐教育的道德精神和力量。周朝掌管音乐

的大司乐所进行的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首先是“乐德”，然后才是

“乐语”和“乐舞”，正如后来的《乐记》所说的：“乐者所以象德

也”（乐施·三），“乐者，德之华也”（乐象·三），由此可见：古代

中国提倡的音乐功能是非常局限的：音乐被置于“诗”、“礼”之下，

孔子憧憬的“礼乐之邦”和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均将音乐放在

一个从属的地位，着重点也在于发挥其为礼教、为德教、为政治和为

统治人民与国家服务的作用。西方的古希腊也强调音乐的“心灵净化”

（Katharsis）作用；柏拉图也致力于音乐为其“理想国”服务的作用。

这样的立意，显然和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18世

纪的启蒙运动等近现代西方的思潮，有着本质的差异：近五百多年来，

西方音乐不断沿着人本与乐本的思想和道路发展，音乐早已成为一门

独立的艺术与学科，从而音乐教育和音乐教育学也有了新的生命和视

野。

自中小学校这一教育机构形式在近代国家建立后，相继开设有音

乐课，但最初很长一个时期，学校中的音乐课实际上仅限于歌唱，直

到19世纪末仍称作“歌唱课”；在德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学校

音乐教育改革后，方从名称到实质均改革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