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数字政府的宏观理论.docxVIP

建构数字政府的宏观理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缺少对未来世界的想象。21世纪初，公共管理学对于数字政府的想象仅仅停留在工具和组织层面，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更多的是帮助政府以更高效率和更低成本完成更好服务的附属工具。20多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通信、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程度不断加深、应用范围持续拓展，正在催生一个全然不同于21世纪初的经济社会运行新形态。面对数据驱动的社会，公共管理研究者亟须扩大视野，创新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理论。

一

20世纪中叶以后，公共管理领域侧重建构中观甚至微观层次的理论，这是公共管理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走向成熟，经济、政治、社会等系统保持稳定的状态下，对政府“如何以更高效率、更少成本完成必要职能”的细致探求。然而，当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开始推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发生系统变革时，公共管理研究者更需要回到宏观层面思考政府治理的应有职能及其实现。

事实上，“政府能够成功和适当地做些什么”，本身就是公共管理学的首要研究问题。数字政府的宏观理论，指的是政府不仅将数字技术视作完成既定职能的工具，而且认识到数据驱动正在同步重塑市场、社会，政府还需要积极回应数字时代经济社会运行这一全新场域中的新治理问题。在数字时代，建构一种宏观的数字政府理论，并不是排斥中微观层面的分析和讨论，它甚至能够为数字政府的工具创新、组织变革提供新的视野。在工具层面，数字政府建设的宏观理论不仅需要考虑如何运用新的治理工具来完成传统的治理任务，也需要考察如何用好数字技术来回应数字时代的新型挑战；在组织层面，政府不仅需要考虑如何建立有利于技术应用的组织结构，还需要适应数字时代政府职能变化，及时调整、重构部门设置、预算编制等。换言之，数字政府是对数字时代的一系列回应，这种回应会全息投影到数字政府建设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各个层次。

二

建构一个数字时代政府建设的宏观理论，包括视野、内涵和路径等三个面向。

从视野来看，这一理论应当以推动全球“数字向善”为使命。当前，数字化已成为全球趋势，其在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民生福祉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如隐私保护、算法伦理、平台垄断和数据安全等共同难题。中国目前正逐步从工业时代的后发状态，转变为数字时代的先锋成员，积极拥抱数字技术、探索数字治理。在中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型发展背景下，中国数字政府的建设实践成为人类社会探索数字文明的一个重要尝试，其不仅直接影响14亿多人的生活福祉，也为数字时代的公共治理提供了前沿探索和可能的典范。当代中国学者在建构数字政府宏观理论时，应把中国数字政府建设作为研究对象，同时关注美国、欧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始终抱有对数字时代人类福祉的普遍关心。

从内涵来看，数字政府的宏观理论应以推动政府治理范式革命为研究取向。正如工业化、城市化催生了现代国家，刷新了政府的治理范畴、组织形态和履职方式，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仅改变了政府作为一个大型组织的运行方式，同样也会深刻改变传统的政府职能及其履行方式。这就需要将政府重新放回到与市场、社会的互动之中，从宏观视角的政府职能转变、中观视角的政府组织再造和微观视角的治理工具创新等出发，系统探讨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转型过程中政府建设的应有内容。

从路径来看，这一理论以寻求数字政府建设的“战略框架”为核心定位。战略不仅要科学设想未来是何种形态，而且要找到通往未来的可行路径。在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发展跃迁的时代背景下，政府难以在一朝一夕间完成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骤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还在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更加处于持续的动态演进过程之中。由此，数字时代的政府建设，不是在静态场域中寻求唯一均衡解，而是在与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交互演进中寻求动态优化解。

三

数字政府的宏观理论不再把技术视作一种附属工具，而是以数据驱动的文明跃迁为场域，强调政府需要充分认识数字技术及其驱动的经济社会运行方式变化，不断推进自身从技术赋能到系统重塑的全方位变革。这一理论需要结合数字向善的目标，聚焦职能、组织、工具三个层次，一方面细化整体智治的数字政府运行和管理新方式，另一方面区分数字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和元治理者的双重角色，从不同层次同步推动、丰富数字时代政府建设的战略框架。

第一，探索通往数字治理的实现路径。“良好的政府不是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品。”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的这句话一再被人们引用。这一论述在数字时代尤其如此。当前，数字技术已经表现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潜力，同时也蕴含极强的破坏性，因而更加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激发数字技术创新、发挥数字技术潜力、推动数字技术向善。

当代中国的数字政府建设需要兼顾宏观的职能重构、中观的组织再造和微观的工具创新等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中，宏观层面的职能重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