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改编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实践.pdfVIP

中国电影改编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实践

作者：姚睿赵夕冉

来源：《电影评介》2020年第24期

在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小说和戏剧一直是电影热衷于取材的故事原型。作为戏曲舞台的

纪录片段，中国影史上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任庆泰，1905）可被视作电影改编的初试莺

啼。《定军山》不仅实现了从戏曲到电影的媒介转换，还奠定了中国电影的“影戏”传统与改编

的历史渊源。改编本质是一种再创作，它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二度加工。它不仅对本土文

本进行改编移植，更是跨文化、跨語言与跨国别的比较文化研究范本。除此之外，改编前后所

涉及的媒介转译也延伸出了媒介比较、跨媒介文化传播等议题与视角。本文将从中国电影改编

的历史谈起，总结产业化语境下中国电影改编的形式与特点，并尝试厘清改编现象带来的理论

问题。

一、中国电影改编叙事的历史渊源与理论依据

早期中国电影的改编活动更多地取材自古典戏曲或情节性较强的古典小说，如《西游记》

《杨贵妃》等等。由于电影的篇幅原因，无法将古典文学作品完整地搬上银幕，因此多采用选

段的形式，节选出作品中的某一独立章节和情节，如但杜宇导演的《盘丝洞》（1927）等。除

了古典小说之外，20世纪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与其作家的编剧创作也为早期的电影改编活动推

波助澜。除了本土文学作品外，早期中国还频频将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如根据小仲马小说

《茶花女》改编而成的《新茶花》（张石川，1913）;莫泊桑的《项链》改编而成的《一串珍

珠》（李泽源，1926）等等。

随后，在孤岛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直至改革开放，文学和戏剧一直

都是电影故事借鉴和改编的范本。沈从文、矛盾、夏衍、巴金等小说家的经典作品纷纷被改编

为电影，借助电影的形式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如十七年电影中的《林家铺子》（水华，

1959）、《青春之歌》（崔嵬，1959）与《早春二月》（谢铁犁，1963）等片;80年代的改编

作品《黑炮事件》（黄建新，1985）、《红衣少女》（陆小雅，1985）、《天云山传奇》（谢

晋，1981）、《牧马人》（谢晋，1982）……这些铸就影史的经典作品令改编成为中国电影不

可或缺的力量。

对于改编理论，中国电影的先驱们曾进行过深入浅出的探讨。早期电影创作者和理论家着

重于讨论改编能否忠实原著，能否再现原著的灵魂。明星公司创办者周剑云与电影编导程步高

在《编剧学》一文中提出：“首要的一点，就是对于文艺作品，先要细心研究，辨明哪一种作

品，含有影戏的意味，及摄成影戏的可能性，有则取而改译;否则只有文学的意味，或舞台上

扮的可能性，那就不能改译了。例如一篇小说，其本身的价值，只是文学的华丽，而情节则非

常的简单，当然不宜于改编影戏。又如一出戏曲，其本身的价值，只在唱词的优美、对白的隽

妙，而动作则极其单纯，此虽宜于舞台，却也不宜移植于影戏。”[1]两人在文章中还提到，改

编行为要尊重原著中人物与事实的关系并忠于原著。而在西方美学理论与思想潮流进入中国的

20世纪80年代，电影理论家陈犀禾选编的《电影改编理论问题》是一本较为全面概述电影改

编问题的理论译著选编，具有很强的理论参照意义。这本著作阐释了改编的理论、方法与立

场。陈犀禾老师在前言中提出：“第一，新的阐释应是能从原著中生发出来的，和原著题材、

故事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不应是外加的;第二，对原著进行新的阐释时不能通过对题材或形象

进行违背历史真实的改造。”[2]

中国电影改编曾以忠于原著和注重文学性为终极目标。直到20世纪80年代，第五代导演

“重造型”而“轻叙事”的特点，以及理论界关于“丢掉戏剧的拐杖”“电影与戏剧离婚”的讨论，改

编实践变得更加豪放与不拘一格。电影创作者不再拘泥于原小说中给定的情境、人物、结构甚

至是主题，而在原作给定的情节和人物的基础上，大刀阔斧地调整结构，删减人物，甚至改变

主题。在这段时间，对于改编理论的探讨，也开始强调改编者的“主动性”与“现代观点”[3]。影

片不应仅作为原作的视觉再现，而应当表达改编作者的观念与情感。改编的形式、内容也不必

拘泥于原著，原著有时候只为改编文本提供意念或出发点。

世纪2090年代之后，电影的统购统销被打破，电影产业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

经济，诸多政策的出台与对民营电影企业的扶植让电影产业百花齐放。在这段时期之后，改编

对象的范围也较以往有了很大的突破。除了文学名著与经典文学之外，古典戏曲、现代戏剧、

电子游戏、动漫作品，以及他国的电影作品拓展延伸了改编对象的范围，也令改编实践更加多

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