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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哲学与生命

记得2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一位老者听说我在读哲学方面的

书，便告诫我：哲学书是要过了45岁以后才读的。

上星期，我正好过了45岁的生日，自己似乎也差不多要成为“老者”

了。我现在也不光是读哲学书，而且还写哲学书给别人读，那读者，当

然绝不限于45岁之上。

45岁，是人在生命中开始走下坡路的标志，生活渐渐失去了它的新奇

和丰富，人们习惯了在“阴影的王国”中行走。为了“老”得更久一

些，我也像公园里大清早那些老爷爷老太太们一样，开始练上了气

功，与那个未经科学证实的“阴性物质世界”打交道。

虽说在我自己经营的思想园地中，仿佛还是一片阳光明媚，但近年来，

我的确已有了一种像是沮丧、却又不完全是沮丧的情绪在滋长。

20世纪的中国哲学界，思潮起伏，风云汹涌，呈现出一派诱人的壮

观。可是，当一个人真的要去探讨这种思想的“规律”时，便会发现在

表面的热闹底下，其实还沉睡着一个幽静的、从未被触动过的海底世

界，在这里，根本谈不上真正的“发展”，只有一些或并列或交替的

变幻不定的现象不时地浮现到表

面上来。

西方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对峙，德国古典哲学的凯旋行进，现代西方

各派哲学长期激烈的交锋和论争，在中国旁观者看来直似天方夜谭。中

国哲学“发展”到今天，人们厌恶的已不是某一哲学派别或学说，而是

哲学本身；而这，才显露除了中国哲学的真正面目。

也许，中国人真的只配搞些“应用哲学”之类的玩意儿让人开心，大学

里面的“广告哲学”、“技术哲学”之类的课程肯定会比其他哲学课吃

香。想到黑格尔曾提到连英国人都有“按哲学配方制造”的皮鞋广

告，我们也许还会有一种“无独有偶”的安慰，只是不能为此申请专

利，又将带来一丝遗憾。

然而，在对这些哲学上“学有专长”之士敬而远之的同时，“哲学到底

有什么用”的质问，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将我的一点点傲气打下去，总是

正当我得意忘形、进入角色之际大煞风景。

两年前，当我写那部后来被人称为一枚“苦果”的40多万字的《思

辨的张力》时，曾对一位朋友说，我是想“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

式”。话一说出口，心里就发虚。“改变”？你改变得了吗？

中国人就按老的方式思维，你的书根本没人看，更没人懂，奈何？或者

不说“改变”，而说“改进”、“改善”同样也有问题。为什么要改

变？原来的思维方式，怎么就不好了？譬如一头牛，原来一直吃草，你

要“改善”它，给它和汽油，行吗？哪个更“好”？自然还是吃草。改

成喝汽油，就会毁了它。

书出了。我一时间将它视为毫无价值，它既不能改变什么，也不能改善

什么，就像穷山沟里诞生了个既聋又哑的婴儿。只是敝帚自珍的缘故，

我才时不时将它打开，重新咀嚼一番。

既然我为写它，曾导致了我的胃严重的“自我否定”（胃溃疡），它毕

竟是改变了我，使我感到了它对于我的意义和价值，不管对别人有没有

用，它就是我。我实现了我自己，我就是这么个人。

至于别人会怎样说，或是否会有什么人来说一说，这根本没有什么意

思。说了又怎么样？夸奖几句又怎么样？我已不再天真，以为人心那么

容易想通，真正的相通，大半倒在不言之间。

我们这一代人，实在背负着太沉重的负担，或如人们常常带着讥讽说

的，“活得太累”。我们是属于世纪末的一代人，但世纪末还未到临，

我们即已过时，被那些脚步轻快、行动潇洒的后来者远远地抛在了荒芜

之地。

当我们说，我们要“改变”什么的时候，在现代青年看来也许会觉得可

笑，因为我们是认真说的；可是当我们说，我们不再想“改变”什么

时，他们又会觉得迷惑，也因为我们是认真说的。

是的，我们太认真了，所以我们也活得“累”。但我们活得多，活得充

实。不累，怎么能叫做“活”？我们有时也觉得太累了，想稍微休息一

下，但立刻就警醒，倾听，拔起沉重的腿，迈着踉跄的步子前行。因

为，休息即意味着不存在，死亡。

其实，要“改变”什么的想法会使人觉得累，而不想“改变”什么，在

某种意义上会使人觉得更累，因为人失去了生命的支撑点，而要将整个

沉重的自我当作自己个人的责任来独立承担。

他会发现，并没有现成的、既定的支点可以让他去移动地球，必须移动

的是他自己，他必须在一片空虚中由自己去建立支点。他还会发现，在

空虚中建立自己的支点，这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正

如一个哲学家没有自己独创的哲学，或一个艺术家没有自己独创的作

品，他就不曾存活一样，哪怕他这时仍会受到众人的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