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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质量课后服务教师队伍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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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三点半难题”，我国开始走上以学校为主阵地、以学校教师为主力军的课后服务发展道路。但是课后服务属性不明、教师工作超负荷等现实问题已严重阻碍学校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在打造高质量课后服务教师队伍的发展道路上应实现五个转变，即从德治走向法治、从学校走向市场、从业余走向专业、从无偿走向有偿、从低效走向高效。

关键词?课后服务;学校教师;教师队伍

作者简介?罗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信息与数据统计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为解决关乎亿万家庭切身利益的“三点半难题”，教育部于2017年发布《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倡中小学主动承担学生课后服务的责任。从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5+2”模式（每周5天每天至少2小时课后服务）将实现全国覆盖。我国逐渐走上将学校作为主阵地、让学校教师成为主力军的课后服务发展道路。但因此也衍生出一系列新问题，比如“学校责任说”和“市场责任说”互相博弈;很多教师表示政府补贴太少，抵偿不了实际付出等。

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已将课后服务纳入国家公共服务体系，建立起以公立学校、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公益性课后服务体系。深入剖析发达国家在课后服务教师队伍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打造高质量课后服务教师队伍的发展进程。

一、学校课后服务教师队伍建设的现实困境

学校课后服务的实施主体是学校教师。只有弄清楚他们对待课后服务的态度，才能找到课后服务高质量开展的突破口。

（一）属性不明导致家长教师互相推诿

学校课后服务发生在学生放学后与家长下班前的“空白地带”，处于家长行使监护权与学校行使教育权的交集领域。家长、教师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得课后服务的责任归属问题处于长期争论中。吴开俊等人调研发现，学校教师认为应将课后服务交由市场解决，而家长认为学校理应承担课后服务的责任。[1]如果将学校课后服务归属为义务教育范畴，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所有中小学生必须接受课后服务而非自愿，而且学校应严格落实免费政策。此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课后服务时间正是教师法定休息时间，学校不得强制教师参加，并应按“加班工资”支付薪酬。目前我国尚未有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对学校课后服务的属性定位、责任归属等作出明确规定。

（二）工作超负荷导致教师负面情绪严重

一项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学年）的研究表明，我国教师的周工作时间达48.9小时，已超过国家法定周工作时间，而且教师主观感知的工作负担也较重。[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20条。由此可见，教师工作超负荷由来已久，如果再将课后服务纳入教师工作范畴，无疑与教师减负背道而驰，教师好不容易减下来的时间和精力又再次被新的工作所占据。而且，课后服务涉及学生看护、娱乐、教育等多重责任，不管在工作量还是精神压力上都增加了教师负担。吴会会等人调研发现，许多教师对课后服务的负面情绪明显，经常感到烦躁、觉得自己不像教师、被托管压得喘不过气。[3]过重的工作负担会严重影响教师对工作的满意度和职业幸福感，甚至影响到常规教育教学。

（三）角色多元化加剧教师工作家庭矛盾

教师因其职业特殊性，工作和家庭边界不断融合渗透，下班后仍需处理备课、批改作业、与家长沟通等工作。教师除了在学校中扮演教育者角色外，在家庭中也扮演着父母、子女、伴侣等多种角色。此外，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性别结构长期失衡，女教师数量早已超越“半壁江山”。隨着“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处于育龄阶段的女教师承担着更加繁重的生育、养育和教育子女的家庭责任。新增的课后服务工作必将重塑教师时间，延长其教育者角色时间，势必加剧教师工作家庭冲突。

（四）激励不足导致教师参与动机不高

教师工资是衡量教师社会地位的有效指标。不管是同其他国家教师比较，还是与同等学力条件下其他行业从业者比较，我国教师工资都相对较低。《全球教师地位指数》（2018年）显示，我国教师年均工资远低于芬兰，且不及日本、韩国的一半。[4]OECD发布的《教育概览2019》显示，教师工资只占同期受过高等教育工作者的78%～93%。[5]

由于学校课后服务属性不明，教师原本就不认同课后服务，再加上国家尚未制定课后服务薪资标准、实施过程中教师等同于无偿付出等原因，使得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动力更加不足。比如，武汉某小学制定的课后服务教师薪资规定为阳光一小时活动，每次按20元发放;走班制兴趣小组活动，按每节40元发放。[6]

二、发达国家建设课后服务教师队伍的有益经验

在建设课后服务教师队伍方面，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