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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精准扶贫的法治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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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斌牛嫱

〔摘要〕农村扶贫工作是整个扶贫事业的重心。传统的粗放式扶贫模式必须转换为精准扶贫模式，精准扶贫有助于农村地区农民的人权保障和共同富裕。基于法治层面的分析，农村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相关法律规范的缺乏、权力思维的存在、法律监督的薄弱、法律激励功能的缺失等。因此，为加快推进农村精准扶贫工作进程，必须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强化法律监督，在充分发挥法律激励功能的同时，要注意维护法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有效平衡各种利益冲突。

〔关键词〕农村；精准扶贫；法治化

〔〕D920〔〕A〔〕1009-1203（2018）01-0078-04

长期以来，贫困问题一直是当今世界最尖锐、最核心的社会问题之一，世界各国政府和政党无不将贫困问题的解决摆在最显著的位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一直致力于农村的扶贫事业，从来没有丝毫松懈，成绩也非常显著。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传统的“大水漫灌”式的粗放型扶贫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前农村扶贫事业的发展形势，因此，党中央适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科学战略。“精准扶贫”可以简单概括为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来减少贫困的模式〔1〕。精准扶贫模式的提出不仅遵循扶贫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也兼顾了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需要，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是我党站在人权保障和共同富裕的根本基点上提出的一项扶贫方略。从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到目前为止，精准扶贫已经在农村地区的扶贫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社会范围内获得了广泛赞誉，形成了基本共识。不过，我们还应看到，由于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的法治意识相对落后，在农村地区的精准扶贫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法治方面的障碍和难题，这就要求我们应借助法治的力量、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加以解决，以更好地推进农村的精准扶贫工作。

一、精准扶贫有助于农村地区农民的人权保障和共同富裕

目前，传统的粗放式扶贫已经不再适应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只有精准扶贫，才能满足农村扶贫事业的发展需要。因为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碎片化分布的特点，精准扶贫能高效识别贫困人口，不再是“大水漫灌”式的粗放扶贫模式下的那种只统计和收集贫困人口收入信息的做法，现在的“精确滴灌”式的精准扶贫对诸如贫困人口的年龄、职业技能、身体条件、学历水平等信息都有详细的统计和汇集。在建档立卡的基础上，精准扶贫按照所收集的信息，弥补扶贫对象短板，利用扶贫对象长处，运用“靶向疗法”，实施诸如产业扶贫、异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医疗保障扶贫等多种扶贫方式，最终高效地推动农村扶贫工作。所以说，精准扶贫的扶贫效力极高，方法科学且有可行性。

实施精准扶贫有助于农村地区的人权保障。“人权”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基本权利，有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之分，前者的核心是生存权，后者则主要体现为发展权，生存权和发展权都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精准扶贫有助于保障和促进农村地区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生存权作为首要的人权，最早见诸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2〕。生存权发展到现在，其内涵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生命权是最低限度的生存权，而基本生活保障权是较高层次的生存权，精准扶贫战略对农村地区生存权的保障主要体现在它切实地促进了农村地区公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权的实现，如提高了当地公民的就业率、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等。发展权是个人、民族和国家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3〕，而精准扶贫战略对促进农村地区公民受教育权、劳动和获得报酬权、平等发展权都有重要意义，因此，它当然对农村地区公民发展权的保障有积极作用。

实施精准扶贫有助于实现农村地区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向往的美好夙愿，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精准扶贫体现了我国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即“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大量的优势资源精准地针对扶贫目标开展扶贫攻坚战。目前，我国的大部分省份都制定了实施规模化精准扶贫的规章制度，并在这些规章制度的指导下，省、市、县三级联动包村落户，逐级分配扶贫对象。许多有资金优势的发达地区和有知识优势的著名高校都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积极帮扶落后地区，发挥了“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如上海对口遵义的“就业扶贫”，凭借资金优势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南京农业大学对口贵州省麻江县的“旅游扶贫”，凭借知识优势为当地培育了大片菊花旅游景观等。通过精准扶贫，带动当地老百姓实现共同富裕，使老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二、农村精准扶贫在法治层面存在的障碍

农村精准扶贫事业是需要多元主体共治的多维度、多层面的复杂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