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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和分析视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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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经济人类学的多元性货币论的展现

佐原康夫先生的学说整合了上述“钱=国家性结算手段论”、“货币间关系论”、“区域货币论”、“多元性流通经济论”、“现货货币论”的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且试图开辟新的战国秦汉货币经济史研究领域。佐原先生首先整体上对以往的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提出如下批评：

“货币经济的发达”是中国古代，尤其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特色之一。这是包括高中世界史教科书在内的所有历史概说书中记载的中国史的一个常识。那么中国古代的“货币”究竟为何物呢？当时的“货币经济”又是什么样的呢？另外其“发达”的参考指标又是什么呢。其实现在言简意赅地回答这些应有的疑问也并非易事。……由于货币经济的性质，只要其被还原为发达程度的问题，现代社会以前任何时期的经济都只是“不成熟的货币经济”。以此前提，考察任何时期货币经济的性质都应采用相同的思路。果真是这样的吗①？

在此基础上，佐原先生把周代贝币及战国秦汉时期的钱、黄金、布帛、谷物等都视为是“货币”，试图通过个别的具体的考察来揭示各时期“货币史”的质的差异。即，佐原先生首先指出，由于周代贝币用于在土地转让时计算地价等用途，因此其使用范围基本上受使用者的身份和价值衡量对象所局限。于是他把周代贝币视为“身份制性计算货币”，强调应该探索其独特的社会意义②。其次，对以往的中国古代货币经济盛衰论中以钱和黄金的增减作为经济发展的参照指标提出了以下批评。即，汉代的钱是国家性支付手段（=笔者所说国家性结算手段），黄金则为赐与物，两者均受到重视，但两者功能未必相同，因此将两者简单相加以得出货币总量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另外当时布帛和谷物也作为“货币”流通，然而先导研究中提出的“货币总量”中居然没有将两者包括进去。在此基础上，他强调钱作为国家性支付手段发挥作用的事实，但主张作为一般性交换手段发挥核心作用的反而是布帛和谷物。而且在前汉武帝时期以后，随着“轻重策（国家通过对钱的统制来把握物流的政策）”的逐步破产，民间大土地经营者基于自身财力以赠予交换为杠杆掌控区域社会，于是国家强制使用钱的重要性日益降低，他主张这才是“货币经济的衰退”的真实原因。按照本稿的论脉，佐原先生的上述意见具有以下五大特征：

1．从极其广泛的含义来理解“货币”的概念。

2．未将“货币”局限于钱和黄金（即金属）。

3．强调钱作为国家性结算手段的性质。

4．注意到“货币”经济的地区差异。

5．指出多种“货币”的并存、竞争关系。

其中的l、3、4、5分别相当于本稿第二节中提及的现货货币论(②)、钱=国家性结算手段论(③)、区域货币论、多元性流通经济论(④)、货币间关系论(⑤)，即佐原先生的研究位于以往各项研究的延长线上。然而，佐原先生对作为上述论点的基础“货币”的定义与以往有很大不同(①)。对其具体内容，佐原先生阐述的不多，也不太明确，或者说佐原先生自己似乎有意在回避对“货币”做出定义，但可以确定的是，其内涵比以往的“货币=经济性流通手段”等的定义要宽很多。其实佐原先生把仅具有现代意义的货币所应有的价值尺度功能、交换功能、支付功能、价值存储功能中的部分功能的周代贝币也称为“身份制性计算货币”，应该是受了卡尔·波兰尼的经济人类学的影响。波兰尼不仅将兼具价值尺度功能、交换功能、支付功能、价值存储功能的财物定为货币，还将具有这些功能中的部分功能的财物也定义为“货币”③。这种“货币”的定义，也被主要以宋代货币史为研究对象的宫泽知之先生所采纳④。换句话说佐原先生是以类似于波兰尼来使用“货币”这一术语的(①)，在此基础上试图通过导入现货货币论(②)、钱=国家性结算手段论(③)、区域货币论、多元性流通经济论(④)、货币间关系论(⑤)，来勾勒出新的中国古代货币史的轮廓。佐原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的多种“货币”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且相互并存、竞争，它们在经济整体中形成多种组合，从而使中国古代经济产生了地区性、阶层性、时期性差异。这堪称为“经济人类学的多元性货币论”。这本来是佐原关于汉代“城市（按照佐原先生的定义，设置作为区域军事、行政核心的官僚组织的所在地，且具有受行政性管理的市场机构的城郭集落）”形成学说的一部分，并不是为了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而提出的，所以对一些问题的阐述还不够清晰详尽⑤，但其学说视角新颖、思想卓越，具有先驱意义，令以往的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为之一新。有鉴于此，目前只有该佐原说的精髓及与此相同的讨论框架才被学界所接受，尤其是综合了以往研究成果1、3、4、5的视角，是黑田明伸先生在明清货币经济史领域独自开创的方法论基础⑦，也是今后货币经济史研究中必需的方法论（不过，虽然黑田先生将他自己的方法论命名为“多元性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