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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徽州水利工程的举办方式与筹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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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其平

［摘要］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水利事业极为发达，水利工程的举办方式主要有官办、官倡民办和民间自办三种形式，并通过官府拨款、征收水利费、士绅富商捐助等方式筹集资金，呈现举办方式与筹资渠道多元化的特点。

［关键词］明清；徽州；水利工程；举办方式；筹资渠道

K248：A：1672-8653（2014）02-0011-02

徽州自古山多田少，土壤贫瘠，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作物产量较低。明清时期，由于徽州人口增长迅猛，食指日繁，人地矛盾更为凸显。“徽处万山之中无水可灌，抑苦无田可耕，坪墝埆之土仅资三月之食，而水利之不可不亟”[1]。因此，为缓解粮食压力，徽州人民不得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积极发展水利事业，防治水旱灾害，提高粮食产量，应对生存危机。“农田因山为胜，资水灌溉。然地峻如建瓴，惟有开塘筑堨，潴蓄浇灌”[2]。明清徽州水利工程名目不一，有塘、堨、陂、坝、渠、水射等，或蓄水，或引水，或提水灌溉，皆因时因地而异。据康熙《徽州府志》卷8《建置志·水利》统计，明清两代徽州地区（含歙县、休宁、祁门、婺源、绩溪、黟县六县）兴修的水利工程总计2641所，数量之大，前所未见。明清时期徽州水利工程的举办方式多样，筹资渠道广泛，保障和促进了当地水利事业的发展。

一、官办水利工程及筹资渠道

明清时代，依然是以农业为本的社会，农田水利建设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盖谷非农不生，农非水利不殖，是以古贤智之士疆理土田，必相其川泽，度其高下，使涝无泛溢、旱无干暵，而又时其蓄泄，然后钟美丰物而民阜焉”[3]。因此，政府十分注重水利事业的发展，并把其作为地方官员政绩的考核标准。在徽州水利设施中，官府出资兴修的水利几乎遍及六县，且具有持久性特点。如休宁县的池塘堨堰等水利工程，“自宋以来令兹邑者如陈公时、陈公发、陈公寓、欧阳公旦相继兴筑，在在而是”[4]。这些官办水利的筹资渠道广泛，大致有四种形式：

第一种是由地方官捐俸兴筑。如绩溪的隆堨，在歙县城北乳溪桥下，由“万历间知县胡民仰捐俸”而筑。“自北而南，由清河门下水赛入城，以制大星，兼便居民汲引，由辜扬门而出，水浸萦绕而北，仍从北流，南渠中水达隆干，浇灌田亩。时或冲溃，则请于官修，筑为邑要堨”[5]。地方官员私人出资兴建水利工程，惠泽当地百姓，功高德佳。

第二种是按田亩征收兴修水利费。如歙县的鲍南堨，最初由东晋新安太守鲍宏于咸和二年（327年）兴筑，引丰乐之水自岩镇潜虬山下入堨，甃石为坝，灌田3700余亩。后年代历久，叠废叠兴。明崇祯末年洪水冲塌堤坝，鲍南堨“半成平地，膏腴荡废，日就荒芜”。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徽州知府何达善“照现在田计费疏濬”[6]，除高田成地外，灌田1871亩。歙县的官塘、黄塘、结稍塘，也都是乾隆十九年奉知府何达善命照亩科费重修。

第三种是以工代赈。如绩溪的登源石坝，乾隆十二年（1747年）洪水爆发，冲去县南登源一带田庐，石埧无存。乾隆十五年（1750年）知府何达善、知县陈锡亲临督修，“奉准劝帑，照以工代赈”[7]，按例助钱兴修，共计石坝70条，自十都至十三都计长40里。

第四种是官府拨款，这是官办水利资金的主要来源。如歙县渔梁坝，明成化年间知县张贞曾予以修筑，“尝鸠工伐石铜锣山，修渔梁石枵”[8]。弘治年间郡守张正也“出帑钱，即故址重砌以石，凡九层，蓄水二三里”。未三年复圯，郡守彭泽“乃去坝囊中砂砾，实以方石，下流更为梯级，用杀水势”[9]。又如绩溪的东门石坝，在县城东门外，为杨溪、乳溪之堤，过去被洪水冲塌。明代时绩溪籍御史胡松“白巡抚风梧、知县陈约发帑筑坝”，延长到183丈，高1丈6尺，水患遂息。清乾隆十二年知县萧昌“详情劝帑修筑”[10]。

二、官倡民办水利工程及筹资渠道

水利工程的兴修，工巨费繁，官办之外，官倡民办也是重要的举办方式。兴修水利之时，官府通常颁布檄文，倡导士绅捐助水利，商民共同兴修。如祁门的聚源坝，当未建坝时，“夏暑雨，山水若建瓴，涸可立待，冬如陆地。”明代时县令祝以庭知悉情况后，召集缙绅耆老，呼吁道：“吾闻水之道，上天为雨露，下地为江河，在《易》坎为水，万物之所归也。邑介万山中，独此一衣带水，而不能常聚，宜筑坝障之，于形势利便。”众人一致赞成，“上其事，诸台使报可”。邑中谢、许、郑三族巨绅捐赀以倡，四方响应，“景附用不烦官府，民不废时务，而水停居冬夏不增减，杀其澎湃訇磕之势，而无填淤之害”[11]。

另如歙县的张公堤，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久雨河涨，多遭漂没。知县张涛“请诸巡抚周孔教得若干缗，佐民伐石筑堤”[12]，堤修成后，高丈许，歙县老百姓感张涛仁德，将堤称为张公堤。歙县的张潭堨，宋代程氏兴筑，蔓延10余里，溉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