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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同源跨界民族舞蹈的消弥与留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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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波

摘要：本文以东北、内蒙古地区跨界民族萨满舞蹈为例，通过对萨满舞蹈的消弥和留存过程的梳理来探索中国跨界民族舞蹈研究的方法和路径。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跨界民族

中国和俄罗斯的赫哲族（那乃族）和鄂溫克族（埃文克族）属于“民族传统聚居地被国界分隔但相互毗邻”的跨界民族。虽然那乃族和埃文克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萨满教信仰，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萨满教最终难逃逐渐消亡的命运。朝鲜族迁入中国时间较为晚近，在经历了两次大的迁徙过程后，形成今天跨中国、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而居的状况。蒙古人和俄罗斯人的首次接触源于成吉思汗西征，在经历了历史上的战争、游牧、民族迁徙和沙俄的侵略扩张后，成为跨中国、俄罗斯和蒙古国而居的跨界民族。我们在总结东北、内蒙古地区同源民族跨界而居前后其萨满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时，仅梳理鄂温克族（埃文克族）萨满文化的消弥与复兴的历史过程，并举例说明朝鲜族和蒙古族作为跨界民族，其萨满文化在今天的民族舞蹈中的隐匿和留存情况。从舞蹈的发展历史来看，萨满舞蹈的留存是个逐步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出萨满文化对民族生活的影响力，以及对民族艺术形式的影响程度。

一、中俄同源跨界民族舞蹈文化的消弥与复兴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经历了主流文化影响、社会生活的变迁，以及苏联政府强行向埃文克族推行“东正教”后，以萨满仪式为依托的萨满舞蹈似乎在萨满教被明令禁止后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虽然我们在今天的鄂温克族聚居区仍然可以看到萨满跳神治病的仪式过程，但是这种祭祀或跳神似乎是因为多年生活习惯使然，而非如过去一般源自信仰。从整体看来，鄂温克族（埃文克族）的萨满舞蹈在跨界而居前后，经历了一个从繁盛到消弥，从相同到相异的文化变迁的过程。鄂温克人患病会请萨满，也会在萨满的指导下搭起窝棚，举行跳神治病仪式。鄂温克族和埃文克族的萨满舞蹈中充满了动物的形象。鄂温克萨满身着系铜铃的神衣，手执神鼓，唱萨满调而舞。他们在行走、旋转和跳跃中，“一会儿把鼓朝向天空。一会儿朝向地面，仿佛雄鹰从天空飞落的动作。脚步动作更为多变。一会儿右脚向前迈步、向后踏地。一会儿两脚在原地踏步，整个动作俨然野猪在活动一样”。鄂温克萨满的舞蹈动作多为对动物形象的模拟，而其中以熊、鹰和野猪为多数，如“雄鹰展翅飞翔”、“黑熊攀大绳”等等。埃文克萨满在举行“辛克拉温”仪式（旨在获得狩猎成功）时，会用舞蹈模拟鹰、水鸭、天鹅和虎、熊、驼鹿、马鹿等形象，并在助手的配合下，“再现”鸟兽之间的战斗过程。

二、中俄同源跨界民族舞蹈文化的隐匿与留存

萨满教曾是朝鲜族和蒙古族祖先信仰的唯一宗教。佛教、儒教和道教等的陆续传入并未使朝鲜族萨满教受到太多的冲击，反而是其自身因为萨满仪式花费的增多带来的经济负担，使得萨满信仰被视为“巫弊”而受到抵制。相比较来说，中国和朝鲜半岛长期和较为频繁的舞蹈文化的“双向”交流使得两国的朝鲜族舞蹈文化的留存呈现出相似的过程。虽然不同地域间的朝鲜族萨满舞蹈有所差异，但由于在生活习俗和文化事象上保存较为完整，所以从总体看来舞蹈形态相差不大。萨满用铃铛喝酒，也给信徒们饮酒用。后来一段时间，铃铛甚至替代铃鼓，成为行巫时的必备法器。朝鲜族和蒙古族舞蹈中鼓的“形制”演变和“鼓技”在今天的民族舞蹈中仍然有所保留和继承。就萨满鼓的形制来看，蒙古族萨满鼓完成了从木框抓鼓到铁框单鼓（太平鼓）的演变，并被蒙古族鼓舞（太平鼓舞、铃鼓舞）所吸收，逐渐演变成今天在民间和舞台中使用的鼓的形制。如果说把太平鼓舞和铃鼓舞中的鼓看作是对萨满法器在形制上的继承的话，那么太平鼓舞的“间安”和“拜鼓”等动作可看作是古代巫风在舞蹈语言中的延续。此外，今天的蒙古族舞蹈工作者总结出的“滚背鼓花旋转、平面鼓花旋转、扛肩鼓花旋转、单指旋转圆场斜身转、鼓花出手旋身转”等的表演技巧，均是在借鉴吸收“博”击鼓而舞的动作形态后对博舞的一种扩展和延伸。巫堂常使用杖鼓和单鼓。今天朝鲜族长鼓舞使用的长鼓与巫堂使用的杖鼓在形制上具有延续性和继承性，在功能上也体现出巫舞作为民间舞蹈的一种，经历了从娱神向娱人发展的阶段。扇子是朝鲜族萨满仪式中使用的具有独特性的一种法器，一般有白扇和花扇两种，执扇行巫意在与神灵沟通。我们一般把古代巫俗（萨满）活动视为今天朝鲜族传统舞蹈“扇子舞”和“农乐舞”的基础。农乐舞反映出巫俗活动的集体性特征，它的直接基础是“踩地神”。

三、中俄同源跨界民族舞蹈消弥与留存的趋势仪式旨在

重构一种情境，而非再现一个事物，所以今天的萨满活动是对萨满文化的“展演”而不再是传统仪式。展演以图像运动和表演吸引观众，为观众呈现出一个过去的模仿的仪式场景。文化展演是一种对社会事实的呈现，“它使社会成员得以反思自己，明确自己的本质，以戏剧化的方式表现我们的集体神话，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