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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两次争权之乱异同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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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向阳李斯

[摘要]外戚与宦官专权是东汉政治的一大特色，而何进之乱与窦武之乱是两者争权的突出表现。虽然两次争权都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主客观原因相同，但其发生的背景和所造成的后果不同。两次争权之论的异同及其影响也为我们带来了某些启示。

[关键词]两次争权之乱；异同；影响

K234.2：A：1672-8653(2012)08-0014-04

君主独揽大权和皇权至上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制的特点。君主对于全国事务拥有一切的权力：在行政上，从中央到地方，一切政务最高决策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全国的事务原则上都由他最终决定，正如“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1]因而“皇帝的威权确乎是无所不在的、无远不届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越皇权之上”。[2]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个别时期曾出现过君主受制于权臣外戚、宦官家奴等，从而导致皇权丧失的历史现实。这种现象在东汉时表现得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外戚与宦官控制了朝政大权，甚至掌控了皇帝的废立与生死。例如：外戚梁冀曾在冲帝死后曾把持政权，执意立八岁的刘缵为质帝，而不是年长的清河王刘蒜，最后甚至因为质帝的早慧而毒杀了他。又如梁冀死后宦官侯览专权；灵帝时，又有十常侍专权，以致灵帝曾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3]

因而围绕皇权的争夺而出现的外戚、宦官的起伏交替专政，是东汉后期政权的一个特点。外戚与宦官争权便成为东汉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何进和窦武是争权的突出代表。通过对这两次变乱的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并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一、两次争权之乱的原委

东汉桓、灵帝时，新帝初立，太后临朝，外戚想趁机掌权，而宦官则想继续把持朝政，这就导致了东汉末年的两次争权。窦武，东汉末年外戚、大臣；字游平；扶风平陵人，窦融玄孙。桓帝延熹八年因长女立为皇后，遂以郎中迁越骑校尉，封槐里侯。次年，拜城门校尉。窦武任职时，多方辟召名士，所得两宫赏赐，也都捐助给太学诸生。并因以太后诏诛戮专制宫省的中常侍管霸、苏康等，得到士大夫的拥护。建宁元年八月，窦武与陈蕃定计翦除诸宦官。后事机泄露，结果兵败自杀，被枭首于洛阳都亭，宗亲、宾客、姻属悉被处死，家属徙日南。

何进，字遂高，南阳宛人。东汉灵帝时大将军。何进的异母妹有宠于灵帝并被立为皇后，他也随之升迁。黄巾起义时，何进为大将军，总镇京师，因及时发现并镇压了马元义的密谋，被封为慎侯。为张大威望，何进请灵帝在京师讲武结营，置西园禁军校尉。灵帝驾崩后，蹇硕谋诛进而立皇子刘协，未果，反被进诛。何进从袁绍之言，博征智谋之士为己所用。自此独揽大权。然而何进不纳陈琳之谏，多结外镇军阀，翘首京师，与袁绍等谋诛宦竖。终于事泄，被张让等先下手为强，遭杀身之祸。

二、对两次争权之乱之比较

上述两次争权之乱虽然发生的时间及其关键人物不同，但其结果相同，都是以失败而告终，除此之外，两次大乱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异同之处。

（一）两次大乱的相同点

除两次大乱存在如上所述相同点之外，他们之间还有如下相同之处。

1、爆发的原因、性质相同

两次大乱都是由外戚与宦官争权而导发的。外戚想要上台掌权，而宦官则想继续把持朝政，矛盾激化后导致了这两次大乱。从本质上言，都是为夺取中央统治权的争斗。

在光武帝建立东汉后，“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朝廷机构中设尚书台，总揽行政权柄，丞相（大司徒）一职变成徒具其名的空衔。尚书权重职卑，权力更高度地集中于皇帝，这就为外戚、宦官扩展势力，干预朝政提供了条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4]，即东汉时，宫廷内官全部由宦官充任，宦官成了皇帝身边唯一依赖的对象。出入禁中的中常侍，“掌待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5]，黄门侍郎则“掌侍从左右，关通中外”[6]，而小黄门又是掌“受尚书事”。这样，宦官便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操纵或干预尚书政务。另一方面，由于承担此等职务的宦官，较之尚书更处于宫廷内层，更接近皇帝，且便于接近临朝的太后，加以皇帝又往往依靠他们消除外戚势力，因此，他们更能控制皇权。

同时，由于东汉末，太子多年幼即位，太后临朝，不便接触大臣，不得不重用她娘家父兄来协助处理政事，这就为外戚窃取大权造成了机会。实际上，外戚专权也大多是凭借充任侍中，以至大将军录尚书事等内朝官职而得逞的。因为侍中有权审察尚书奏事，能够和尚书一样秉持朝政。但是另一方面，及至皇帝成年懂事，不甘外戚胁持。因而为了把大权夺回到自己手中，就不得不结纳在身边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在皇帝亲政后，自然又得重用夺权有功的宦官，于是又演成宦官专权的局面。

两次争乱就是上述这种原因的真实体现。梁冀死后，窦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