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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从云冈石窟看佛教造像的本土化

引言

两种不同传统的文化在相遇的过程中，文化的发展会呈现出一种双向选择

的趋势。一方面，原有文化会因异域文化的刺激而发生某些变化；另一方面，

外来文化也需要适应原有文化的某些要求而表现为一个本土化的进程。在中

国历史的长河中，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可谓是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最重

要的一次输入，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相比，佛教不仅传入时间最早，

而且与中国文化结合最深，成为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信仰意识的内

在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佛教文化景观。

一、佛教的传入与发展

作为佛教传播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佛教石窟艺术的大量涌现始于南北朝

时期，云冈石窟便是当时众多石窟中重要的一处。从接受的角度看，佛教在南

北朝时期的兴起确实与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自东汉之后，社会

动荡已历数百年。一方面，在战乱的年代百姓民不聊生，试图通过宗教来求得

心理平衡与安慰，寄希望于冥冥之中的来世，这样就有了佛教在北魏漫延的

土壤。魏晋以来，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们纷纷寻觅新的思想方向，追求命运的象

征之学，进入探索哲学的范围，他们所奉行的《易经》、《老子》、《庄子》

所谓三玄之学的思想与佛教传入的般若性空学说一拍即合；另一方面，作

为一种救世的政治工具，佛教具有明显的世俗功利色彩。如魏道武帝在致图澄

的弟子的信函中提到愿助威谋，克宁荒服，意思是请让我借助佛教的力量降

服其它政敌。由此可见佛教已成为当时北魏王朝克敌制胜、统治中国的武器了。

东晋诸少数民族政权有许多是以佛教为其思想体系的，佛教的长足进展也刺激

了道教的发展。北魏王朝在宗教选择历程中，在佛道二教之间徘徊了许久。魏

太武帝对佛道二教兼容并蓄，但后因受嵩山道士寇谦之与汉族儒臣崔浩的影响

而主张灭佛，后来文武帝复佛时接受灭佛时寺庙、佛像被毁的教训，要创出一

番与天地同久的永业，云冈石窟就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产生。文武帝命当

时的高僧昙曜开窟造像，这就是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著名的昙曜五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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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佛教文化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同时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佛

教向中国佛教艺术本土化的发展轨迹。

云冈石窟的兴造，在北魏时，北魏定都于平城(即现在的大同)，开始于西

元398年，至西元494年，迁都洛阳，政治中心转移，失去重要。平城作为北

魏的首都，约占一个世纪，云冈许多伟大的洞窟雕刻，即在这一百年的时期内

完成。

兴造云冈石刻的北魏统治者，原为鲜卑民族，居住兴安岭以东，即古西伯

利亚的游牧民族。当汉末魏晋时期，中国内部纷攘不定，鲜卑拓拔部落，遂乘

机由蒙古高原南下，进入大同盆地，拓拔部落的族长拓拔圭，建立了北魏政权，

征服了华北广大地域。当时西来的佛教已经盛行于甘肃、长安、河北等地，北

凉国据甘肃的姑臧，所崇奉的也是西域佛教。北魏攻破北凉，迁北凉的人民三

万余家于国都平城，于是佛教的空气渐浓，佛教的建筑雕刻艺术，便在这个地

区发展。甘凉的人民带着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来，在大同立寺造像，便开始于这

个时候。拓拔族定居中国内地后，学习汉族文化，改变了旧有的生活方式，放

弃畜牧，坐收汉族人民农耕的利益，并且接受了中国原有的宗教--道教；魏太

武年号太平真君，可见他对道教的热爱。他曾用崔浩的意见，尊敬老氏，禁止

佛教，焚毁寺塔经卷，但不久到第四代统治者文成当政时，就改尊佛教。任命

昙曜为沙门统，为佛教僧侣的最高支持者，又依昙曜之奏请，在五州塞(即云冈)

开凿五石窟，为太祖等五帝祈福。云冈石刻的开凿，至此遂达到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