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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在我国存在的缺陷

一、全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概况

“十一五”期间是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由试点走向全面试行的重要时期。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了《通知》正式在北京、上海、江苏等6个省市启动了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5年，试点扩大到18个省(区、市)，另有吉林等9个省(区)在各省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主动开展了试点工作；截至2007年9月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在全国25个省(区、市)的130个市(州)、672个县(区、市)、5865个街道(乡镇)展开。2009年开始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两部两院”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及《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作为最详细、最权威的规范性文件，对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和任务以及各政法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的作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它仅仅属于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其法律地位与社区矫正的重要性不协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并未从有关操作规程上解决问题。2012年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以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明确了社区矫正的范围和执行主体，从立法上全面肯定了社区矫正的刑法性质。，但对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操作规程等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截止目前，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与之配套的、可以具体操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社区矫正“有法可依”还待进一步完善。

二、社区矫正在我国存在的缺陷

（一）、观念滞后，群众认知程度低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刑罚的目的就是惩罚犯罪人，犯罪人受刑越重似乎越能接近刑罚的目的，表现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重监禁刑，轻非监禁刑，于是将大量犯罪人送往监狱，认为监狱是改造犯罪的最佳场所，结果造成监狱压力巨大、行刑成本过大。国人对社区矫正也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犯罪分子被判刑后仍然放在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会认为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刑罚处罚，或最起码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法律对社区矫正的适用条件（即上述5类人）苛刻。因此，社区矫正在实际中使用还不是很普遍。这种以监禁为主的刑罚适用模式，有强有力的法律作支撑，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作后盾，而社区居民对社区矫正这一新生事物，表示陌生，大多理解为“判了刑不用进监狱”或“坐家庭监狱”，对接受社区矫正的犯罪人普遍存在防范心理，认为原来应该在监狱服刑的犯罪人转移到自己的眼皮底下服刑，或多或少存在着担忧与不安，认为他们会给自己正常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其次司法人员对社区矫正也持观望的态度，对矫正的

人事劳动、机构编制、财政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关工委、妇联等单位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下开展的。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撑和制度约束，缺乏必要的考核奖惩，导致各参与主体职责不明，配合不力，形成司法行政机关单打独斗的工作局面，从而影响矫正工作质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社区矫正的五类犯罪人即五种监外罪犯，以前是由当地公安机关执行、考察和监督。但由于我国公安机关担负着极其繁重的工作任务而常常对此无暇顾及，使得对五种监外罪犯的监外执行管理流于形式，一直得不到真正的落实。近几年来，随着社区组织的逐步规范和社区功能的不断拓展，社区矫正工作也开始从无到有。虽然《通知》明确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成立专门机构替代公安机关行使对监外服刑人员的监管职能，但是《通知》确定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成立专门机构实施社区矫正本身与现有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是缓刑、假释等五种刑罚的执行机关就相矛盾，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成立专门机构应叫何名称，职责范围如何，都没有统一的规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区矫正机关的合法性和强制力。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是公安机关，工作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在实施监管措施时，缺乏有效的强制管理手段，影响了刑罚执行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从立法层面来看，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尚处于“空白”状态。目前，主要负责社区矫正的主体仍是司法行政机关，而公安机关、监狱系统、检察院和法院也是社区矫正的参与者，他们之间的衔接与配合才能推动社区矫正全面实施。但由于矫正对象多，往往使得司法所不堪重负。特别在农村，许多司法所没有足够的人员管理社区矫正工作，导致监管难度大，矫正工作可能流于形式。

社区矫正是怎样的一个机构？按照司法部张福生部长的说法，社区矫正是“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实施的。因此，首先应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的管理机构和工作机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