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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计划，人口变动和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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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在假定家庭出生人口内生和一个增长的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基础上来分析人口变动和经济增长。目标在于构建一个模型来说明上个世纪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口变动的影响。我们证明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了中国的人口由一个低水平的均衡转变到了一个高水平的均衡。在我们的模型中，最重要的假设就是人力资本收益率是由人力资本的累积程度所决定。当人力资本丰富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收益率和人口出生率有很高的相关性；在另一方面，当人力资本相对稀少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所导致的产出率比人口出生所导致的产出率低。因此，在一个人力资本有限的社会中，将会出现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累积率，而人力资本丰富的社会则是相反的情况。这种情况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均衡。一个是具有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的低水平均衡，另一种是低生育率和高人力资本的高水平均衡。

论文关键词：计划生育,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进行评估。我们证明了中国的人口政策可以让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加而不是养育更多的子女，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的经济由低水平均衡转向了高水平的均衡。

人口经济学起源于汤姆斯.马尔萨斯,他发展了一个动态的增长模型用于解释每个国家最后都收敛于一个稳定的平均资本收入。而中国的历史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点：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社会财富存在一个繁荣和衰退的交替，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因素就是这种类似于商业周期的兴衰过程也体现在人口的数量上面（曹康,中国历史中的人口和土地：经济分析）。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当收入超过均衡水平时，通常伴随着死亡率降低和生育率提高，当收入低于均衡水平时，通常伴随着死亡率提高和生育率降低。虽然马尔萨斯的理论可以解释农业社会中的人口变化，但是不能很好的解释在转型社会中人口的变化。在过去的150年间，西欧和美国的许多国家都经济了生育率降低而收入增加的这个过程。

同时，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分离出来的新古典模型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在经济增长和人口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通过调整投资在劳动力资本上面的资源而导致了经济收敛到均衡的状态。当人均资本收入超过均衡的状态时，在劳动力资本上面的投资将会减少，反之亦然。通过这种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很好的解释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现象。但是，对于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关于动态的人口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非常的重要，因此对于中国这样实行了人口政策的国家而言，这方面的研究对以后中国的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都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作用。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1929年到1982年教育的发展解释了25%美国二十世纪人均资本收入的增加（迪生1985）。从1960年开始，一百多个国家的数据证明了教育投资对于人均资本收入的增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变量（巴洛1989）。在现代社会，富裕的国家通常和丰富的人力资本联系在一起。

在考虑了以上的因素以后，本文将会把马尔萨斯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综合起来，同时从生育率与人力资本方面来考虑经济增长，假设内生的生育率和随着数量增加而投入减少的劳动力资本。本文主要的假设在于当人力资本的数量很少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低于婴儿的出生率，而当人力资本丰富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高于婴儿的出生率。这将会导致两个均衡的结果。

在第二部分，我们将会创建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将会解释在生育约束存在的情况下，最优的人力资本将会跳到一个相反的方向。而这个动态的过程将会导致经济发展从一个低水平的均衡转向收敛于一个高水平的均衡。

二．模型及基本定理

为了保证文章的完整性，笔者重组了贝克的论文中所提到模型（参见GaryS.Becker,KevinM.MurphyandRobertTamura）.在这个部分中主要说明了关于人力资本和个人效用函数的一些假设，从此可以得出两个稳定状态的一些定理。在第一个状态人力资本几乎为零而生育率非常高，而在另一个状态人力资本非常高而生育率很低。

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是关于效用函数，我们假设每个人存活两期，幼年时期和成年时期。我们同样假设家长对自己的孩子非常宠爱，家长的效用函数依赖于他们自己的消费以及每一个孩子的效用情况。

一个在第i期的成年人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i=v(ci)+a(ni)Ui+1(2.1)

在这里ci是他自己的消费情况而v(ci)是由这个消费所带来的效用，ni是孩子的数量，a(ni)衡量家长对每个孩子的宠爱程度，Ui+1是每个孩子的效用函数。同样我们强调a(ni)满足以下的形式：

a(ni)=α(ni)?ε,0α1且0ε1(2.2)

从这个等式我们可以看出，当一个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增加时，对每个孩子的宠爱程度将会减少。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