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办中国改革智库(联盟)的建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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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办中国改革智库（联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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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性矛盾：中国智库建设的现状

从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做出重要批示以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并将其作为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正式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事业的发展目标。

党中央和国务院不仅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而且通过制度化措施进一步推进、落实智库建设，这充分说明了我们迎来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事业发展的大好时机。但是，总的来看，中国智库发展面临四个结构性矛盾。

第一，数量与质量的矛盾。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克甘（JamesG.McGann）主持的“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来看，在决策影响力、人才资源等25项指标的全球各大智库评比方面，中国智库在数量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劣势，但是在质量上却存在一定的“硬伤”。首先，2012年中国智库共有429个，占全球总量下降到6.5%，而该年度美国智库占全球占比达到27.61%。不过，该年度全球前50的智库，中国只占了3席，美国占11席。[1]时隔两年，2014年中国智库数量仍保持不变，占比下降了0.1%。全球前50家智库，中国智库也只增加了1席，远低于美国顶尖智库数量。因此，在数量上尽管中国已经稳居第二，但是在质量上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的差距十分明显。

如果从金砖国家的情况来看，中国智库的质量与数量矛盾仍然明显。根据麦克甘计算，在金砖国家中，中国智库数量是俄罗斯的3.78倍，是巴西的5.18倍。[2]但是，2014年，巴西智库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会在全球排第18名，俄罗斯智库卡内基莫斯科研究中心排第26名，高于中国当年度最高排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27名）。[3]

因此，可以说在国际上舞台上，不管是与美国等传统强国相比，还是与新兴的金砖国家比较，中国智库的数量与质量的矛盾问题都可以得到确证。

第二，地域分布方面的结构性矛盾。中国的智库在地域分布上集中在北京，以及上海、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以上述的2012年的全球智库前50名来看，入席3家均为北京的“国字号”智库。再以2014年全球智库前150名来看，入席的中国智库共7家，6家均在北京，1家在上海。如果从国内的智库报告来看的话，2014年中国智库综合影响力前10名中，除了中改院在海南、复旦大学在上海，其他8名均在北京。即使我们充分考虑地域因素，在这份报告的地方社科院排名中，排在前5名的是上海、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省，内地大多数省份的社会科学院排名依然靠后。由此，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进一步指出，中国活跃智库省域分布，北京稳居第一，上海、广东紧跟其后，浙江、福建位于第四、五位。

图1活跃智库的省级排名

这一矛盾性问题可以从中国智库的代际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确证。根据美国学者默里·坦纳（MurrayScotTanner）分析，中国智库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智库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左右，此类智库与中央部委关系密切。第二代智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此类智库与中央领导人关系密切。第三代智库是在市场经济潮流中兴起的，除了与中央领导人、国家部委联系较多的北京地区，市场资源、传媒资源较多的上海、广东等地便优先发展了智库组织。[4]

第三，各类型智库间的结构性矛盾。目前，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的分类框架，我国的社会科学院和党校行政学院、高校智库的财政支持较有保障，但独立性不够。科技创新智库和企业智库往往对接市场，与政府决策关系不够紧密。社会智库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较有独立性，发展趋势较好，但生存发展渠道相对单一，相当困难。

从实证数据来看，朱旭峰通过对全国共1124份智库研究的软科学机构进行定量分析指出，智库的行政级别与该智库的经济实力、人才实力的相关关系较为显著。同时，民间智库由于没有行政背景，只能依靠专家个人去影响政策。[5]因此，从行政与民间的对比来看，智库类型差别导致要付出不同的努力，背负不同的工作压力与负担。

第四，智库合作方面的结构性矛盾。首先，由于社会关系资源、研究经验倾向于区域化，客观上限制了各智库间的交流与合作。其次，同一地域间的各家智库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限制了深度合作。其次，尽管目前中国有“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之类的平台，但往往具有临设性、个人联合性，缺乏以组织机构名义深度联结的合作平台。

二结构性机遇：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智库的天然联系

尽管我国智库发展面临着四大结构性矛盾，但是不可否认，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