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乡村发展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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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乡村发展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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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繁繁

摘要：本文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运用线性加权集成法测度2011-2019年乡村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得出各个地级市2011、2014、2017、2019年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利用ArcGIS软件将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级，分析在四个时间断面上地理位置分布及演化特征。本文认为安徽省16个地级市乡村发展水平差异逐渐缩小，乡村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整体上在2015年后有所降低，高水平耦合度从北部逐渐转移到东部和南部。虽然耦合协调度上，合肥、芜湖、马鞍山处于中级协调以上，但全省整体耦合协调度水平不高。提出在城乡协调发展战略上，政策制定应该因地制宜并适度向西部、北部倾斜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乡村发展城镇化城乡协调发展耦合协调

一、引言

城镇化快速推进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0%，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城镇化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决定了城镇化依旧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同时，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不可避免带来相应“城市病”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乡村发展滞后，城乡联动作用不够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随着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家“三农”问题的重点转移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上。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及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以实现城市与乡村融合发展，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下把城镇与乡村放在同等地位，采用安徽省2011-2019年9年市域层面数据，构建乡村和城镇两大系统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出安徽省16个地级市乡村和城镇发展指数及二者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分析安徽省城镇化及乡村发展的演化特征。

二、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选取2011-2019年的截面数据，数据来源于2011-2019年《安徽统计年鉴》，部分指标数据经过计算得出。

（二）指标体系构建

目前乡村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大多采用多指标的综合性评价。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遵循系统性、科学性、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则，从乡村经济能力、生产能力、社会生活发展3个方面选取9个指标对乡村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社会城镇化4个方面选取10个指标测度城镇化发展水平。

（三）数据处理

1.指标数据无量纲化

其中，Lij为消除量纲后数据，xij为第j个研究单元第i个指标原始数据。

2.确定指标权重

为避免主观方面影响，采取客观性较强的变异系数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

三、结果分析

（一）乡村发展水平

利用公式2计算出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11-2019年乡村发展水平。结果显示，2011-2019年安徽省各地级市发展水平均值呈平稳状态，高于平均水平的地级市数量保持在6个左右。不同地级市间乡村发展水平标准差虽然不断降低，从2011年的0.1504降低到2019年的0.1120，但省内南北差距依然明顯。皖北地区宿州、淮北、蚌埠、亳州、淮南、阜阳六市乡村发展水平平均值为0.3529，皖南地区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七市乡村发展水平平均值为0.4923。尽管皖北地区乡村发展水平低于皖南地区，但2011-2019年间皖北地区多地乡村发展水平呈缓慢且持续上升趋势，皖南地区多地乡村发展水平基本维持不变甚至部分城市发展水平降低。省会合肥城市扩散效应明显，乡村发展水平0.6193位于全省第一，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4358。2015年安徽省行政区划调整，六安寿县整建制划归淮南，安庆枞阳县整建制划归铜陵，铜陵、安庆、淮南、六安四市2015年乡村发展水平发生跳跃性变动。

（二）城镇化发展水平

利用公式3计算出16个地级市2011-2019年城镇化发展水平。结果显示，2015年前，城镇化发展水存在一定波动。2015年后，安徽省整体城镇化水平均值呈下降趋势，标准差变化不大。16个地级市中仅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合肥和城镇化水平最低的阜阳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蚌埠、芜湖、马鞍山、宣城、滁州基本保持平稳，其余各市均呈不同程度降低。其中，铜陵、淮南因行政区划调整，城镇化水平在2015年发生较大变化。2015年及以后连续三年城镇化发展水平下降的城市有8个，淮北、池州、安庆则连续5年下降。测度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中，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GDP两项指标权重最高，分别占13.00%、13.58%。六安、阜阳人均财政收入、人均GDP指标数值均处在全省末位，相对应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全省第15、16位。可见，经济城镇化在城镇化水平上占据重要位置。安徽省GDP前三的合肥、芜湖、马鞍山城镇化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