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障碍与突破.docx

?

?

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障碍与突破

?

?

宋伟龙杜浩田可心

摘要：文化创意产业是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产业。现阶段京津冀区域的文化创意产业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特征，在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机制体制、产业梯度、产业集群等现实障碍，构建以创意集群为主体、创新环境为制度保障、创新资源为核心资源的京津冀区域创新体系是突破以上障碍、实现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障碍;区域创新体系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19）03-0109-07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9.03.016

文化创意产业如今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近年来，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文化+旅游”“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互联网”等多种融合形式的出现，使其逐渐成长为我国第三产业的主要增长点，也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活跃的产业之一。京津冀地缘相接，文脉相承，三地资源禀赋深厚，地方特色鲜明，相通性和差异性并存，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促进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是推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手段，也是京津冀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一、基于“核心—边缘”模型的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布局分析

现阶段，京津冀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由于受三地政策机制、经济发展、产业集群水平等方面差异的影响而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①空间分布。北京无论产业规模还是产业质量都处于“核心区域”，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天津虽处于“边缘区域”，但借助其直辖市的行政地位，以及北方重要港口等因素，加之本身与北京地理位置较近、交通便捷、人才交流频繁等优势，与核心区域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联系，受核心区域的辐射，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已经逐渐成为过渡区域中的“上过渡边缘区”;河北的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晚，且受到人才、资本、市场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在京津冀区域内基本处于“资源前沿区域”的位置。

“核心—边缘”理论认为，“核心”会对“边缘”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效果：第一种是负效果，即核心区域会以自我为中心，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使边缘区域的劳动力、资金等流入核心区，从而使区域发展呈现出典型的“极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边缘区域在某些领域的发展机会;第二种为正效果，即核心区域发展后，将发展成果扩散到边缘区域，使边缘区域的经济发展受惠于核心区的带动，呈现出就业机会增加、次极核心开始发展等结果，属于典型的“扩散效应”的结果。

就京津冀区域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而言，区域内“核心”对“边缘”的负效果，即“极化效应”较为明显。北京在创新资源的吸附和聚合具有特殊优势，形成了以北京为极点的单极核创新极化空间[1]，而“扩散效应”则明显不足，天津和河北的文化创意产业并未广泛受惠于北京的快速发展。

二、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障碍

（一）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存在机制体制障碍

文化创意产业由于自身的行业特性，其受政府政策影响要远高于其他行业。现阶段，京津冀三地政府对于协同发展不可谓不重视，三地各部门建立对接机制，三地协同办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共签署各领域行政协议30多个、达成意向几百个[2]，其中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也签署了《京津冀三地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京津冀三地文化人才交流与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加快三地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但是这些文件大多以原则性内容为主，执行性和操作性不足。另外，三地政府在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人才、财税、扶持等相关政策领域也未实现协调统一。同时，我国现行行政区划的分隔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也使得京津冀地区各地方政府为了各自的政绩考虑，往往会采取措施大力吸引创新资源的流入，阻止创新资源的流出。从而形成了影响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机制体制障碍。

（二）产业梯度差异阻碍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

通过对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产业结构分析可以看出（表1），京津冀区域内各地的产业结构存在梯度差异。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向成熟期过渡阶段，北京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时期[3]。

京津冀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结构梯度不合理，北京、天津处于绝对优势，缺少发挥“二传”作用的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与周边地区相对独立的小城市群在发展上相互脱节、自我封闭，尚未形成完善的网络体系，由此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发达地区所出现的產业聚集、形成的产业规模和产业链因为找不到适宜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没有能力向周边落后地区推广和扩散，更加加剧了城市结构梯度的不合理，形成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