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施形象的美化、妖化和奴化-以明传奇《浣纱记》为坐标.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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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施形象的美化、妖化和奴化

以明传奇《浣纱记》为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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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施这一形象自被引入到文艺作品中,便不断地在文人笔下出现并呈现出了不同的形象色彩。从最初的“天下美人”到宋代的“红颜祸水”,再到明中期的“巾帼英雄”,对其形象的塑造都带有时代变迁的印记和文人个人的诠释。中晚明经济的转型带来了人文思潮的涌动,促使了男女平等意识的觉醒,但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的拘囿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又使这种觉醒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致使西施所谓的“巾帼英雄”不啻是被奴化的囚徒。

论文关键词:西施,男权,形象变迁,《浣纱记》,奴化

一、时代语境与个人诠释下的西施形象

西施在文艺作品出现之初,其容貌便成为美的代名词。从历史人物形象到文学形象;从宋元时期为主流的“妖妇”形象再到明代《浣纱记》中的“巾帼英雄”形象,对西施的容貌美的描写层出不穷,但对其人物文化内涵的看法却因时代语境、个人视域、审美标尺、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影响而莫衷一是,因此在对西施形象的塑造上产生了不小的差异与缝隙。

西施这一人物最早见于《管子·小称》之中,有“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1]之句,而后在《墨子》、《庄子》、《孟子》、《韩非子》等书中均有记载,并用了各种手法描写了西施的美貌,可知西施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美女。最初将范蠡与西施联系起来的是赵晔《吴越春秋》和袁康《越绝书》,尽管西施的结局迥异,但两书中对西、范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故事的描写,却倍受历代文人关注,并成为西施题材的创作本事。

用西施题材进行创作是人们对西施的诠释和解读,在唐代文学中,描写颇多,有同情惋惜的;有斥责贬辱的;还有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的,观点各不相同,如诗人李白的《西施》:

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浣纱弄碧水,自与清波闲。皓齿信难开,沉吟碧云间。勾践徵绝艳,扬娥入吴关。提携馆娃宫,杳渺讵可攀。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2]

我们可以看出李白的诗中,已有西施赴越的原由和故事的大概情节,并对于西施的遭遇给予很大的同情。而唐卢注《西施》“惆怅兴亡兴绮罗,世人犹自选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国,一个西施已是多。”[3]则旁敲侧击地告诉我们西施是女色误国的“祸水”和“妖物”,把西施妖化也体现出男性对这一绝世美女的又一心态。

如果说在唐代文学中把西施归为“妖类”还显得薄弱的话,那么在现存的宋元戏曲文学中,这几乎成为西施题材作品的主题。南宋初期董颖的大曲[道宫薄媚]《西子词》则与卢注同调,其中越国以“从公论,合去妖类”为理由,令其自经,可见亦是把西施归于“妖类”了。这在杂剧赵明道的《陶朱公范蠡归湖》中也不难看出,如文中这样写到:

西施,你如今岁数有,减尽风流,人老花羞,叶落归秋,往常吃衣食在裙带头,今日你分分破俺帝王忧。我可甚为国愁?失泼水难收,我心去意难,您有国再难投!俺轻拨钓鱼舟,趁风波荡中流。(【梅花酒】)[4]

在这段唱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时人对西施的鄙视和贬辱,由此,我们亦可发现,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影响下,作者所崇尚、宣扬的亦是贱视妇女、以妇女贞操为重的封建道德的男权观念。

二、由个性反抗到自觉依附的美丽囚徒

在明代中后期的传奇《浣纱记》中,梁辰鱼打破了前人把西施归为“妖类”的狭隘局面,“超越传统观念,赋予她以爱国品质,灭吴以后,她被礼迎返越,受到勾践极为隆重的礼遇。在中国历史上的美女(无论是传说,还是实有其人),像西施那样在剧中受到这样的尊重,恐怕只有她一人。”[5]并在剧中成就其与范蠡归隐的爱情神话,对女性的认识和尊重上也是一种进步,但范蠡或进西施或与之泛舟归隐,仍旧是按照男性的需求来定夺,终究没有摆脱被他人所左右的命运。

剧本首出《家门》的故事梗概中讲到:“寻春行乐,遇西施浙水西头,姻缘定,将纱相赠逐结绸缪。谁料邦家多事,共君投异国,三载羁囚,归把倾城相借,得报吴仇,佳人才子,泛舟太湖一叶扁舟。”从这段言词中,我们不难感觉到男性对于女性生活的绝对操控,“归把倾城相借”,一个“借”字,便把一个女性在男权社会下无人格、尊严、任人摆布的可悲可叹可怜的卑下地位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浙水西边,西施初遇年轻英俊的范蠡,将一缕浣纱相送作为信物,她也为自己在未嫁之时能遇上范蠡这样的英年才俊而感到欣喜,在范蠡“万勿他适”的要求之下,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等待。但是范蠡助越王征战,忍辱负重归来之时,已是三年之后,在这三年里,音讯全无,这与范蠡所说的“少停旬月”的诺言相差甚远,虽然她也有“难道你卖俏行奸”之疑,有因相思成疾的“捧心”之痛,但对爱情的执着让她一如既往地等待。

可她等来的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赴吴国去施美人计。正是范蠡的一句“国家事体重大,岂能吝一妇人?”就改变了西施的命运。在劝她入吴时,她是反抗的:“尊官为国,伏望别访他求。贱妾为身,恐难移彼易此。”可见其坚定,然而在传统中国,从孔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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