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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元代文学之宏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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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宏观研究的概念虽然是在本世纪80年代中期才提出，但宏观研究本身却是久已有之的。对于元代文学的宏观认识与宏观把握，应该说从元末已经开始。自然，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元代文学的宏观研究一直是很薄弱的，如果不作深入的考察，也许会认为以有元一代全部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为对象的宏观研究差不多是空白。所以，清理本世纪以来元代文学宏观研究成果和发展历史，对于当前和今后元代文学的研究，是会有所帮助和促进的。如果宽泛一点说，把元代文学研究中凡属宏观研究的成果都算进来，自然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但这里涉及的，只限于以整个元代所有文学为对象的研究。下面要谈到的，是本世纪百年中，学者们对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元代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元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几个问题的认识。

一、关于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认识

在本世纪以前，明人贬低元代，说元无文学。清人对明人之偏见有所纠正，他们整理元代文献，在诗文的宗唐与宗宋之争中，宗宋者不大看得起元人文学，而宗唐者则抬高元代诗文。总之，清人对元代诗文的评价，较之明人是提高了。本世纪初，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总论元文化》中曾谈到这一情况：元代之“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每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之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又说：“清人去元较远，同以异族入主，间有一二学者，平心静气以求之。”于是“知元人文化不弱”。19世纪末，一些正统文人开始注意戏曲小说的价值，想利用戏曲小说的教化功能，以挽颓风，正人心，自然也不再无视元代戏曲小说的存在了。人们从宏观上对元代文学的认识，于是也就与明人大异了。

本世纪初，当1904年林传甲编写被后人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时，元代诗文既不被肯定，而小说戏曲又被视为“无学不识者流”的“淫亵之词”。在这样一些学者的观念中，元代文学自然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占什么地位。但随后，人们对元代文学的认识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由以前依据诗文成就评价元代文学转向依据戏曲小说成就来看待元代文学。我们可以通过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来认识这一转变。王国维的研究戏曲并不是由于他对中国戏曲重视。他受西方美学思想影响，对中国正统的诗文是否定的，在研究戏曲之前，对戏曲小说也并不肯定。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遗书》第五卷）中说：“……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未见比诗文有更多的肯定。那么他为什么要研究戏曲呢？按他自己的说法，由于西洋剧之发达和他对西洋剧的崇尚，转而认为在中国各体文学中，戏剧却是最不盛的。为要考查其所以不盛的原因而研究戏曲，这是他的初衷。他在《三十自序·二》中这样说：“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若戏曲。”又说：“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他从1908年起研究戏曲，陆续写成了《曲录》、《戏曲考源》、《宋大曲考》、《优语录》、《古曲脚色考》等，至1912年，完成了他的传世名著《宋元戏曲考》。当他研究了元曲以后，认识就发生大的转变，不仅认为元之曲可与楚之骚，唐之诗，宋之词等并称，各为“一代之文学”，而且认为元曲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自然”、“最有意境”之文学；其代表之作，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从此，元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告别了“暗淡无光”的评价，转而认为元代创造了文学史上一代之辉煌。到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潮流中，元代戏曲小说则进一步受到推重。除剧曲外，散曲也为学者们鼓吹。胡适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说：“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这时，元代几乎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了。1927年，陈垣发表了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后四卷，在卷八的《总论元文化》中，他从大的方面批评轻视元代文化（包括文学）者说：“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则汉唐清学术，岂过元时！”

三四十年代，情况却又有所改变。人们在文学革命和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之后，这时又冷静下来，对中国的古典文学作较全面的思考。元代诗文的研究也在这时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在对元代文学进行宏观评价时，自然也考虑到诗文的成就。1934年，以研究戏曲著称的吴梅出版了《辽金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其中诗文占了很大比重。到40年代初，钱基博的《中国元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近古文学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