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文革史研究中文献法与口述法的综合运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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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文革”史研究中文献法与口述法的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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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文革”史研究中文献法与口述法的综合运用

摘要：文献法与口述法的结合运用，能够更大程度地赋予普通民众阐释自身历史的权力，推进宏观论证与微观调研、量化研究与质性分析的同步进行，不仅有助于挖掘新史料，还能够拓宽研究视野、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对“文革”史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关键词：“文革”史；文献法；口述法；综合运用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6)05-0076-05

综观当前的“文革”史研究成果，有关“文革”的起因、性质，文革时期的经济、外交以及教育、军事、心理、文艺、传媒等很多问题都已经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一些新的方法和理论也被引入进来，这些都拓宽和深化了“文革”史的研究。但是当前“文革”史学界对于口述方法，特别是文献方法与口述方法的结合应用的关注还较为有限。我们认为，文献法与口述方法的结合运用不仅有助于挖掘新史料，而且还能够拓宽研究视野、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对“文革”史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

在当前的“文革”史研究过程中，应用较多的文献史料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档案。当前，各个档案馆都有一些“文革”时期的开放档案公之于世，如北京市档案馆所藏农林局、水利气象局，财政贸易学校、经济学院等部分单位、学校文革时期的部分档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档案馆还设有“文革”全宗供研究者查阅使用。中央档案馆虽然对档案利用者的要求较高（须持省部级介绍信），使一般研究者难以企及，但是该馆利用所藏档案出版了一些相关书籍，如《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中国档案馆出版社1999年）、《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其中也披露了一些与“文革”有关的权威档案。二是“文革”时期正式出版的报纸、期刊、书籍。此类史料比较丰富，以报纸为例，除《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级别的报纸以外，各个地方还一般都有自己的地方报纸，如《新疆日报》、《西藏日报》等。其中有一类是“文革”时期汇编成册的以中央文件形式下达的官方指示和决定，此类史料“在许多情况下……既反映了官方的意图，也反映了运动的真实情况”，［1］(P7)价值较高。三是相对来说更为丰富的大量红卫兵小报和非正式出版物。但是此类史料往往散见于各处各地，缺乏汇总和整理，利用起来很不方便。四是一些综合性的“文革”史料集。如国防大学政工党史教研室整理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文革”档案》(上、下册)，杨克林编著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册），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编委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编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等。五是一些年鉴、国情资料汇编等。如《中国大百科年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当代中国》系列丛书，都包含一些关于“文革”史的基本资料。六是一些日记、书信、回忆录或回忆性文章。七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权威研究部门推出的《周恩来传》、《刘少奇传》等一些领导人的传记以及《“文化大革命”简史》等一些由专家撰写的专史著作。还有一类是纪实文学、小说等文学作品。虽然这类作品经过艺术夸张带有较强的文学色彩，但也是时代特色的反映，有一定史料价值，如《一百个人的十年》、《永不忏悔》等。

整体来看，当前用于进行“文革”史研究的文献史料，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就来自历史现场的第一手史料而言，由于“文革”结束仅30周年，档案的开放程度还极为有限，而“文革”时期出版的报纸、书籍等官方出版物，又大多是为国家舆论宣传服务的，很难全面反映时代面貌。当年红卫兵组织的出版物，也“并非十分可靠，其中充满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派性偏见和互相攻讦之词”，“研究者需要把不同派别对同一事件、过程的描述作对比，鉴别不同说法的真伪和可信程度”之后才能使用。［1］(P8)后人整理、汇总的关于“文革”史的文献史料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较为权威的资料往往侧重政治史、党史方面，忽视社会史、文化史问题。而回忆录等对社会史、文化史着墨较多的史料往往都是由政治、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撰写的，普通民众的声音非常缺乏。那些既能反映社会史、文化史问题，又能有普通民众视角的文字史料却多为可信性不强的文学作品。

由此可见，“文革”史研究中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现有文献史料未能或难以触及到的。例如，“文革”期间一个重要特色是国家意识形态对于阶级斗争的强调及借助于个人崇拜不断开展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但其影响范围、程度、方式等到底怎样，具有不同文化理念和人格结构的普通人群对上层意志的响应度到底有多大？这是仅凭传统文献史料难以回答清楚的。类似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