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的悲剧-再解读《在悬崖上》-邓友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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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的悲剧

再解读《在悬崖上》

邓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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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有些研究者认为不只是《在悬崖上》。美丽大方的混血姑娘加丽亚的出现。我”的悲剧。

关键词：邓友梅，《在悬崖上》，加丽亚，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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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五十年代末出现了一批有关爱情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谓是十七年文学发展中的可贵收获。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然而作品在深刻昭示时代精神的同时也难免会烙上时代的种种印迹。在那个充满着对革命胜利的无限胜誉感，对新中国无限热恋、对前途狂热幻想的年代里，文学不仅负载着沉重的时代责任，而更多的是承担教育认识作用。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这个以婚姻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在发表之初就受到了热烈的评论。小说发表于1956年9月号的《文学月刊》，在不久之后的反右扩大化中又被打为“毒草”。新时期伊始，此文即被收入《重放的鲜花》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便不断地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和诸多研究者的兴趣。有些研究者认为不只是《在悬崖上》，包括同时期的《红豆》、《美丽》、《小巷深处》等系列作品，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表现形式上都没有摆脱时代的气息，他们只不过是充当了文学必须适应时代发展这一潮流的宣传工具和手段。邓友梅在就本篇小说的创作动机和目的《致读者和批评家》一文中说“有好久了，我想写一篇反映夫妻生活的道德观念、思想品质等方面的矛盾冲突的作品。”透过作品我们可以说作者的创作意图基本上得以实现，小说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确实是极为深刻的，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爱情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也有研究者把《在悬崖上》视为“十七年文学”中“异端”的代表，认为其与十七年主流文学有着不同的精神品格，认为小说所描写的婚外恋情突破了十七年文学题材的禁区邓友梅，并在文学史的叙述中给予了极高的地位与评价。大多数研究者在认为《在悬崖上》的创作带有明确的劝善惩恶的功利目的上观点是一致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用今天的文化观重新去审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便会得出与之不同的结论。本文将试图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以下三方面来重新解读这一文本发表论文。

一、“我”的悲剧

多数评论都认为主人公“我”是克服了自身缺点才没有掉下悬崖，是个典型的浪子回头的形象。但我自己却认为“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我”的失败具体体现在“我”对妻子的误爱（婚姻的失败）和“我”对加丽亚的误恋（爱情的失败）上。我认为小说主人公“我”一直生活在一种无明晰爱情理念的情感世界中，也可以说他一直生活在悲剧里。

“我”对妻子的误爱开启了“我”的悲剧人生之门。“我”是一名刚大学毕业的技术员，由于坐火车来报到却忘记要报销单据，得到女会计员的热心帮助，这第一次见面就对她留下了极深极好的印象。加上她又是团支书，常找“我”谈心，长得也秀气，“我”后来又得知她工作和学习都很积极，又很受人尊敬，更觉得这姑娘和自己不是一样的人，要比自己高些。“我”将她视为青年们的领导人，似乎同她交往自己的人格也高尚起来。比“我”大两三岁的她“不仅在思想上督促我进步，生活细节也处处操心”，不知不觉，“我”就爱上她了。这时的爱可以说“敬”的成分占的更多，这种爱不仅带有强烈的政治时代色彩，还杂糅着某些对母性依恋的情感因素在里边，这种爱事实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甚至可以说这种爱不是作为技术员的“我”所追求的爱。这点我们可以从小说中“我”与妻子在结婚买家具的简单对话上得以证实，“我”和妻子的追求是不一样的，“我”和妻子从骨子里是不属于同一类人。婚后，“我”认为自己工作、生活都很愉快，别人也说“我”踏实多了，然而妻子给予“我”更多的是社会知识和政治思想教育，很少有感情上的抚慰。很显然，“我”和妻子的这种爱情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人性的自然发展。美丽大方的混血姑娘加丽亚的出现，唤醒了“我”久压的自然人性。对此邓友梅是这样写的：“我像一个参加长途竞走的人，半路上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忘了路标的指示，走起弯路了。”我不认为这样的描写是合理的，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判断或评论“我”该向哪个方向走，因为没有人可以预知“我”的选择会是什么样的结果邓友梅，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我并不认为“我”忘记了路标的指示，因为任何人都有寻求自己梦想的权利，“我”之所以会不遵从既定的路标走下去那是因为“我”发现了更适合自己的路。不过到此为止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我”和妻子的婚姻从此刻开始已经无声的结束了，也就是说“我”对妻子那种带有时代色彩的、理智的误爱在无形中终止了。作品最后的“我”向传统伦理道德妥协了，使我更坚定的认为主人公“我”在婚姻上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如果说“我”对妻子的误爱开始了“我”的悲剧之旅，那么“我”对加丽亚的误恋则加速了“我”悲剧人生的进程。如果把“我”对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