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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基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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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基因共性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共性，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在社会理想、政治思想、经济观念、文化理念等方面有这种共性、契合性，才使社会主义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社会主义基因，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在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之际，仍然枝独秀。

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在产生背景和时代特征等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作为人类文明总结的两种文化，必然存在一定的共性，因为人类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决定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类的思想文化必然会超越时代和民族的局限性，带有普遍性。张岱年认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

社会主义基因，也可以称作社会主义文化基因，它是指内在于社会主义文化现象之中，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精神”，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或者说，“就是决定(社会主义)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简明的说，社会主义基因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基本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基因是指：在传统文化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相契合的“基本要素”、“基本理念”。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社会主义文化所激活，与中国社会主义一同生长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这些“基因”十分丰富，在此我们只能做一概要归纳和探析。

一、社会理想方面的契合点

“天下大同”与共产主义目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可谓源远流长，《礼记·礼运》中就有对于这种社会的详细描述，它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它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人人劳动的平等、友爱、和谐的社会，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康”社会是根本不同的。大约同时期的《春秋公羊传》进一步阐释了人类社会的“三世说”，即“据乱世”、“小世”和“大同世”的社会进化理论，认为大同世界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必经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的理想是在批判继承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上，以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科学的理论构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的社会形态。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大同社会”的追求是截然不同的，但通过推翻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统治，不断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生产关系，最后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一一共产主义社会，其实质也在于要改变人性异化、人为物役的不合理社会，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与高度发展。

二、政治思想方面的契合点

1．“民为邦本”与以人为本

传统民本思想，可追溯到殷商之际。商王盘庚在《尚书·盘庚》中训喻群臣说：“重我民，不尽刘”，“周不惟民之承”，“施实德于民”，“视民利用迁”。春秋时期，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鉴于殷商灭亡的教训，更加正视民众的力量，周公提出了“保民”的治国理念。孔子提出“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后来，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苟子则把君民关系比喻为水和舟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苟子·王制》)，及至汉唐，清醒的思想家和统治者透过农民起义看到了民众的巨大力量，进一步推动民本思想发展。西汉贾谊更明确地提出了“民为国本”的观点：“民为万世之本，不可斯”，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而“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民必胜之。”柳宗元则提出了“吏为民役”的主张。明清的思想家们在民本思想的阐述上走得更远。黄宗曦认为：如何对待民众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兴衰治乱的根本，即所谓“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些历史文献都说明，民本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内涵丰富。

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事业，内在的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中说：“坚持以人为本，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我们今天强调的以人为本，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但又与它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