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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与公民隐私保护的技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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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理平

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私权作为一种人格权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公民隐私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善了公民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应用，公民的隐私权面临技术进步带来的严峻挑战，相对滞后的隐私权保护法律法规难以及时应对这种挑战。区块链中呈现出的去中心化、强加密和可追溯等技术特征，为公民隐私保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技术想象。

关键词：隐私;隐私权;区块链

：G206.2：A

：1003-0751（2020）03-0166-07

隐私权是一项重要人格权利，但是中国公民对其认知过程和法律保护都比较滞后。绝大多数中国公民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从权利的层面接触隐私概念，在此之前只有少量的学术文章有所介绍，法律保护则更显滞后。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快速开启法治现代化进程，但在2009年《侵权责任法》首次正式从法律条文的角度确认隐私权为独立的人格权之前，公民隐私受到侵害一直以名誉权受损来适用法律条文的。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公民个人自主意识的增强，这项权利近年受到普遍重视并开始从独立人格权的层面得到法律保护，也很快在《网络安全法》中得到了数字化时代的法律保护。最近公布的《民法典（草案）》讨论稿中，还对其进行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也就是说，从隐私权的概念共识形成到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现代法律条文保护，其经历时间之短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罕见的。

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曾经行之有效的隐私权保护体系，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隐私之“隐”是因为其为一种私人生活、私人权利，需要与“公”区隔开来。前网络社会中，私与公的界限是比较分明的，隐私主体只要不向公共空间扩散隐私，其隐私权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保护。在网络社会，数字化生存中的人们私与公的边界开始消融，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完善还导致数字化的整合型隐私形成，从而产生了无法被及时感知的“无感伤害”。换句话说，传播技术的进步令现代人的隐私无“私”可“隐”，人们真正成为“透明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导致的隐私困境，也许只能期待通过区块链技术寻求技术解决方案。

一、从广受漠视到渐趋完善的隐私保护体系

对于现代公民至关重要的隐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家国的混杂长期影响着中国人对隐私的认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最初是指大夫的封地，与诸侯的封地“国”相对应。两者虽然并不互属，但密切关联，并无本质差异。具体到“家”，家是连接个人与国家的纽带。一个人在衣食住行及教育成长过程中，必须受到家的扶持和亲族的庇护。我们熟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表达的正是这种家国思想。就如《礼记》所述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即个人在家庭中的私人行为最终折射着其未来的社会行动准则。具体到家国的治理上也体现彼此类推的特征：父亲在家庭中“君临一切”，君主在全国“君临天下”。这种互生关系是建立在对个人私人生活漠视的基础上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从词性上讲，“私”在绝大多数时候是以贬义词的词性出现的。尧舜禹无私禅让和为民尽心竭力的传说，很好地表明了先贤们对“公”与“私”的态度。《韩非子·饰邪》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类似的言语很多，不仅确立了“公”“私”的严格分野，也在彼此地位的高低上进行了明确的判定。

传统文化中对“隐私”的漠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令现代中国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的隐私被漠视。打探、讨论他人隐私，长期以来是黎民百姓的一种生活日常，而刻意保护个人隐私却时常被视作“另类”——如果是光明正大的事，别人当然可以关注;如果需要藏着掖着，那一定是“见不得人”的事。回望那段中国公民隐私经历的不堪时期可以发现，隐私在相当长时间里是被作为“阴私”看待的。1984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法学词典》还未有“隐私”或“隐私权”辞条，但有“隐私案件”的辞条——“亦称‘阴私案件。内容涉及奸情、伤风败俗或其他私情私事方面的案件”。直到1994年，法學家王利明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侵权法律辞典》中还这样写：“阴私（Privacy），参见‘隐私。”这是当时公民隐私状况的一个缩影。在这种状态下，公民隐私当然不可能作为权利受法律保护，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种媒介、谈资被口口相传。即使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依然有很多人将知晓彼此隐私多寡作为衡量感情深浅的重要依据，且颇具验证效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启的中国法治进程，虽然没有在开始阶段给予公民隐私以应有的地位，但随着社会文明的推进和公民自主意识的不断提升，隐私很快上升到一种独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