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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国学

国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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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国学：国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从20世纪末以来，国学一直是学术界和教育界的热门，且不断升温。各种活动、各种机构、各种论说和各种图书层出不穷。但是关于国学的外延界定和内涵阐释却并不清晰，尤其是自然科学在国学研究中的或缺更是令人担忧。这种缺失现象既影响了国学研究的深入和全面发展，更不利于我们对国学的整体、全面和深刻理解，不利于今天的我们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幸而进入本世纪以来，不少有识之士对此已渐有清醒认识。最近，我们阅读了由孙关龙、宋正海、刘长林主编的《自然国学丛书》第一辑（共9本）中的几册，尤其是较认真地阅读了由孙关龙、宋正海教授撰写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然国学》一书，十分高兴，不禁深思。

孙、宋两位学者梳理了国学研究的历史。在20世纪之初，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保存和发展中华传统学术文化，提出“国学”一词，并身体力行地开展研究。百余年来经过了多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学传统体系研究阶段，时间自上世纪发端至30年代。以在上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国学讲习会和国学振起社为代表，著名研究专家则有刘师培、黄节、邓实等，而以章太炎最为突出。著作最重要的当属章氏将国学系统化的《小学略说》《经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见《国学讲演录》），显然构成为一个以“六艺”为核心、“四部”为框架的传统学术体系。第二阶段为国学西学体系研究阶段，起自1923年胡适为北京大学国学门创刊的《国学季刊》所写的《发刊宣言》，终于1949年，起始时间与第一阶段略有重叠。在宣言中，胡适提出：要扩大研究范围；要用比较研究法；应该有一个系统，并提出了以现代学术分类系统替代传统分类系统。此阶段以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院为代表，著名研究专家有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与北京大学国学四大家胡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著作主要有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冯友兰的《新理学》系列等。第三阶段是国学缺失阶段，时间为1950—1978年。在这近30年中，内地学者虽有侯外庐等的《中国思想通史》（1957）、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1953—1965）等成果，但是那个阶段的国学基本上处于整体性缺失状态，国学传统乃至中断。在那个时代，国学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成为落后、愚昧、封建、反动的代名词。当然，该阶段在台湾、香港地区和美国对国学的研究一直没有停顿，代表人物有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著作主要有钱穆的《国史新论》（1953）、唐君毅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牟宗三的《理则学》、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等。第四阶段为国学复兴阶段，从1979年至20世纪末。1978年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也解救了中国传统文化，赋予国学以生机。国学从此开始走上复兴之路，著名研究专家有季羡林、常宗豪、饶宗颐、张岱年、任继愈、朱伯昆等，主要著作有季羡林的《东方文学史》、饶宗颐的《甲骨文通检》（两集）、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任继愈《墨子与墨家》（1998）等。

然而，在上述四个阶段的代表著作中，无论是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录》、《梁启超全集》、《胡适全集》、冯友兰的新理学系列及其他著述、钱穆的系列史学和诸子著述，还是牟宗三的《理则学》和《中国哲学的物质》、《季羡林全集》、《饶宗颐全集》，它们都是人文和社会类著作，没有或缺乏自然和科技类内容。其实，国学中是有极为丰富的自然和科技类内容的，决不可忽视和无视。为此，吴宓在1925年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典礼时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在大力研究人文国学（指国学中人文和社会类内容）的同时，要研究国学中的“自然方面”知识，“如河川的变迁、动植物名实之繁殖，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之研究”（见《清华周刊》1925年第1期）。可是，前述的国学大家及众多国学研究者都没有重视吴宓的真知灼见，未能认真从事国学中自然和科技知识的研究，给20世纪的国学研究留下了一块令人遗憾的空白。

尽管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及李约瑟等外国学者，在上世纪也曾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孙、宋两位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事实的存在，并在他们的著作中把这些研究划分为“开始研究时期”、“建制化研究时期”、“学科化研究时期”三个阶段。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游离于国学之外，且多数研究者自己也并不认可它是国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在1999年，始由孙、宋两位学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科技前沿探索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研究课题中发现了上述问题，提出了“自然国学”一词及其研究领域，并于2001年发表了由刘长林起草的《自然国学宣言》（见《汉字文化》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