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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投资环境评估的理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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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投资环境评估系统研究
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具有自己的特性，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研判中国对外投资的东道国环境。国观智库通过比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及吸收来自中国投资的流量，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世界其他国家对沿线国投资有较大的不同，仅通过普遍适用的因素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不准确的。
为了更准确地对东道国投资环境进行判断，本书参考了两类报告及学术文献。第一类是普适性的国际投资报告——对母国不加以区分，运用世界通用指标[1]来分析东道国的投资环境。第二类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报告——除了一些世界通用标准外，引入其他的、中国投资者非常关心的指标来分析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在研究形式上，我们同样把投资报告和学术文献分为两类——经验判断（企业调查）和实证分析（假设检验）。经验判断类报告主要以对在东道国投资的企业经营者与高层管理人员调查为主，调查内容包括投资动机与阻碍企业顺利经营的主要问题，由此勾勒出比较理想的投资环境，亚洲开发银行的《促进菲律宾投资环境》与世界银行的《对马来西亚生产力与投资环境的评估》报告都是以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环境指数》为参考标准。因此在本书的指标体系中，也借鉴了《营商环境指数》中的部分内容（见图4-1与图4-2）。实证分析类报告大多利用面板数据，通过回归模型得出对投资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并根据这一模型综合判断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质量。图4-3显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共有7个指标通过了检验，其中，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回归系数最大，其次为两国领导人互访次数。图4-4显示，在通过显著性检验的6个指标中，东道国经济自由度的回归系数最高。
与我们参考研究的同类报告或文献不同的是，本书首次以“一带一路”沿线国为研究样本，结合了大量普适性与中国特有因素，参考了五大原创思想来源（世界性组织、地区性组织、智库、大学与知名金融咨询公司）的国际投资报告或学术文献，通过实证检验分析了2008年至2013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限制因素对投资流量的影响。
图4-1菲律宾投资环境各指标重要程度
图4-2马来西亚投资环境各指标重要程度
图4-3在1%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的指标回归系数
图4-4通过检验的指标回归系数
图4-5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的重要因素
投资环境的指标评估
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并结合东道国经济环境与潜力，尊重各国有关投资的各类制度安排，而这些考虑因素的前提条件是东道国和平的政治环境。因此根据图4-5所列指标，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可分为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制度以及政治4个部分。根据我们对参考文献和投资报告的梳理，整理出以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存在重要影响的可量化因素（按照在20篇报告中出现的次数而降序排列）。
其中，基础设施建设类指标包含交通、通信以及电力3个方面。经济类因素涵盖指标较多，主要有经济规模（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人口数量）、经济稳定性（通货膨胀率和汇率波动性）、生产要素（劳动力成本、劳动者技能）、经济开放度（东道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程度、双边贸易、对外贸易依存度）以及自然资源和科技水平。制度类指标包括是否与中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经济自由度、土地可得性、税率、税务管理、运营许可、融资便利度以及劳动力市场监管等。政治类因素则包括政治稳定性、姐妹（友好）城市数量、领导人访问次数、腐败、官僚、财政平衡，以及犯罪成本7个指标。
表4-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
续表
续表
以下对部分上述指标与投资间关系进行解析。
一基础设施类
通信
一般地，东道国电子通信发达程度从两个方面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首先，电子通信业的发展可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进而使投资者回报上涨。Gupta（2000）[2]研究发现，通信服务业每增长1%可带来3%的经济规模增长。其次，Dedrick（2001）[3]通过对4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佐证了“通信业投资的上涨也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发展指标与政策研究部（ERDI）针对菲律宾投资环境的调查发现，通信问题是企业家在该国进行投资时较为关心的一点。
二经济类
（一）汇率波动性
汇率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影响着外国直接投资行为——东道国与母国汇率水平的相对变化以及东道国汇率的波动性。大多数学者认为，东道国货币的贬值降低了外国企业在该国的生产成本从而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增加[4]。跨国公司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实施者，由于存在着原材料的进出口、劳动力的工资支付以及利润的汇回等，往往对东道国的汇率变化较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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