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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潜在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基于制度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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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在逻辑上应该包括转型路径研究和转型目标研究两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研究的主体集中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一倾向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一方面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探索可以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类型并列的中国型市场经济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没有得到全面的论证；另一方面，忽视对转型目标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屏蔽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的潜在解决方案。
笔者研究的目的有三个。第一，指出关于我国经济转型的研究集中于转型路径而忽视了转型目标的原因；第二，从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出发，结合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最新进展，总结可以区分主要市场经济类型的具有微观基础的分析框架；第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的显在含义和潜在含义进行考察。
一转型目标：被忽视的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烈关注，而近年发生的金融危机让这一热潮继续升温。在这些研究之中，外国观察家关于“北京共识”的研究由于将中国的经验赋予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地位而最受重视。[1]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关于中国改革的新一轮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流论述[2]在实际内容上并没有本质差别。首先，两者都将渐进主义和实验主义视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将转型路径而不将转型目标作为研究的重点。所谓转型路径是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途径和方法，而转型目标则是指实现过渡之后所到达的经济模式的形态和性质。很明显，转型路径和转型目标相互影响，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方面，路径依赖导致转型路径影响转型经济最终实现的经济模式的形态和性质；另一方面，对转型目标的设计也必然影响转型路径的选择。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明显存在不同的模式，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献中却基本不存在对于转型目标问题的深入讨论。[3]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主流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把握有关。第一，权威性的表述主要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等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样的界定是分别从市场机制的地位和企业制度的形态以及国有经济的强弱和宏观调控的有无两组因素来凸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内涵。从第一组因素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有意或无意地将美国型市场经济和美国型企业制度等同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们对于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基本上是在以美国型市场经济为唯一参照物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认识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只能体现在第二组因素即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中。但是，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广泛地存在于先进工业国，其地位和强弱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进一步而言，在我国经济的现实运行中，国有经济更多地作为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存在，并没有明显地对国民经济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设发挥示范作用。因此，第二组因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特色也仍有疑问。第二，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经济体制论[4]的痕迹。但是，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活动是区分主要市场经济类型的基础。第三，这样的界定在破除计划和市场不能共存的传统认识的同时，也间接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除经济计划和国有经济之外能够体现“社会主义”的因素的存在以及这种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体现“市场经济”的因素的性质和形态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导致我国的学术界无意亦无力分析转型目标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转型路径问题。客观地说，在经济转型的初期，与走向何种市场经济即本文所说的转型目标问题相比，如何选择转型路径以完成向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更为紧迫的课题。但是，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经确立，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表明美国型市场经济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对转型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5]长期忽视对转型目标的研究，不但矮化了中国实践的潜在理论价值，使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美国型市场经济的无声复制，而且限制了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路。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存在显在的和潜在的两层含义。在现阶段，经济计划和国有经济无疑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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