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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小说叙事策略下的《水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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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艳娟

摘要：《水死》是大江健三郎晚年时期“写作风格重写”的一部最新长篇小说，《水死》历经上世纪70年代着手，时隔40年后最终完成，是在主题思想，创作技法等方面都有突破性作品，也是大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小说。文章将用元小说叙事策略对《水死》进行创新性解读。

关键词：大江健三郎;元小说;叙事策略

大江健三郎的长篇小说《水死》自2009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热议，笔者通过仔细品读小说《水死》和中国知网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其成果大多是从小说内容意义入手，研读其文化隐喻、政治伦理观等。关于《水死》小说在叙事策略层面上的研究尚处于待开发领域。笔者尝试由元小说叙事角度切入，从多层次嵌入结构、模糊叙事框架、跨体裁拼贴三方面解读《水死》中蕴含的元小说叙事特征。

一、多层次嵌入结构

英国小说评论家兼批评家戴维·洛奇把元小说简洁地定义为“关于小说的小说，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1]《水死》小说可以看作三层“回环”套用结构。首先第一层，题目以《水死》命名。在小说开头便交代了小说的由来：作者于上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创作“水死小说”，却因母亲不让看“红皮箱”中关于小说的素材而导致创作中断。由此，《水死》以创作“水死小说”为线索，构成全文的核心脉络。第二层则讲述“水死小说”的重新创作的具体历程。按照母亲的遗嘱，在母亲逝世十年后由妹妹亚纱把“红皮箱”转交给了古义人，期间历经“穴居人的到来”，大黄解密父亲水死的真正原因，促使古义人又继续创作“水死小说”。第三个层面是“水死小说”中的小说。古义人从“红皮箱”中了解到父亲最终“水死”的原因之一是他戏仿弗雷泽的小说《金枝》第三卷中关于“杀王”的故事;穴居人髻发子戏仿古義人早年的作品《铭助妈妈出征》排成戏剧，而髻发子实际是铭助妈妈的“现实替代者”。

《水死》中故事有故事，这些故事多重内外，一个套一个，形成了独特的“故事中的故事”结构，打破了传统式直线的、一元的叙事模式。

二、模糊叙事框架

美国批评家帕特里夏·沃在她的书中指出“元小说”指的是那些有自我意识地，系统地关注小说文本的人为性与虚构性，反思和质疑小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的创作。[3]《水死》不仅叙述文本故事的原委，同时也使得作品虚构与现实间的模糊存在成为可能。一方面，小说叙述中不断插入的神话故事表明了小说的虚构性。从作品整体来看，小说舞台仍然设在四国森林的峡谷村庄，古义人一直认为有两个“自己”、“故乡森林中一直有个传说：死去人的灵魂会登上森林，停留在特定属于自己灵魂的那棵根树下，守护森林。”[2]另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是“附体”概念的引入。髻发子为“铭助妈妈转世”、大黄则继承了作为恩师的父亲的水死方式。另外小说真实性的一面又有迹可寻。文中穴居人改编的戏剧大量来自《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等大江作品，通过对以往作品进行“回访”，与《水死》形成了互文性关系。

《水死》暗含了现实与虚构间的相互渗透，这也是元小说关注的焦点之一。作者在现实中撰写《水死》的同时，他也生活在虚构的小说中。主人公时而跟随“水死小说”写作推进出现，时而与古义人融为一体，任由小说中的故事主导自己的意识完成“水死小说”写作，或明或暗地模糊了虚构与现实的界限。

三、跨体裁拼贴

作为元小说的叙事策略之一，拼贴是指把一些看似无关的人物事件拼凑在一起，一改传统文本的整体性、连续性和统一性，使得小说展现出来的是叙事的零散性，片段性和碎片化。[3]

《水死》作品中文体的异质性随处可见。如古义人母亲在故乡石碑上刻的诗歌、穴居人编排的戏剧《铭助妈妈出征》剧本中唱的“述怀”;《心》、《金枝》等作品片段的剪切等。其次在讲述“古义的传记与附体”中，穴居人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下“古义人”的“存在”，但这段访谈如文字堆砌般戛然而止，继而直接转入戏剧编排的记叙。另外体裁多样性的拼贴还体现在不同的语言运用上。如解密“红皮箱”中，古义人随合唱团唱歌时出现的德语歌词;英文版《金枝》以及散落于文中的零星外文句子等。

《水死》中这些不同体裁的拼凑看似违和，但整体却不零散。跨体裁拼贴手法丰富了小说的表达形式，也使得大江晚年作品风格焕然一新。

四、结语

《水死》作为大江文学新世纪再出发的又一扛鼎之作，不仅是关于死亡的故事，而且还是一部再生故事。作品除了暗含作者一贯主张的民主主义思想外，形式上创新性地借鉴了元小说思维，这也成为了解读《水死》的一个全新视角。

参考文献：

[1]戴鸿斌，杨仁敬.斯帕克元小说叙事策略解读[J].当代外国文学，2011.

[2]大江健三郎.水死[M].许金龙，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

[3]万晓艳.元小说理论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

[4]韩静.大江健三郎《水死》的虚构与真实[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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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