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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史论文：钱庄与洋行的碰撞--第1页

金融学院金融二班

在晚清，钱庄与洋行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两者相互融合，钱庄为洋行在中国

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钱庄借助洋行的势力扩大了自己的金融活动，实力不断

壮大；另一方面，两者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不断冲突。目前，学术界对钱庄已有较深入

的研究，如汪敬虞、张国辉、姚会元等先生在其相关论著中，对各通商口岸的钱庄、洋

行的金融活动进行了专题研究，涉及到钱庄与洋行的关系，并作了初步分析，这对我们

进一步研究并厘清钱庄与洋行的关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晚清钱庄与洋行的经济互动：冲突与合作．共生与共存

鸦片战争后，中国市场被迫对西方开放，中国传统白金融行业钱庄和经营进出口贸

易的外国洋行都适时地发生了新的变化。

从钱庄方面看，它是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种古老的金融机构。在鸦片战争前，它主要

起着调拨资金的作用，适应了中国社会各省之间商业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商品的流通。

鸦片战争，钱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量上，由于战乱、金融风潮的影响使钱庄的数量

变更相当大，但总的来说，钱庄的资本是不断壮大的。在业务方面，由于钱庄实力的不

断壮大，它的业务范围逐渐辐射外地。许多钱庄以开设分支机构或代办钱庄的方式．把

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展到外地。业务范围的扩大不仅促进了本国金融业向内地的扩展，而

且加深了各钱庄之间的相互联系，促进了其业务往来，加快了钱庄的发展。与此同时，

钱庄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在鸦片战争前，钱庄主要经营货币的交换业务；鸦片战

争后，它“摆脱了货币兑换业务，而集中在存款、放款、办理划汇、签发庄票等信贷活

动上”。钱庄在经营活动方面的种种变化，不能不影响到钱庄性质的变异，钱庄开始融

人资本主义因素。

在钱庄不断发展的同时，洋行实力的发展更为迅速。鸦片战争前，在广州就已经有

一：些洋行在活动；鸦片战争后不久，洋行蜂拥而至，数量不断增加。道光二十年(1840

年)还不足40家，“1872年不过343家，1882年增到440家，1892年已过579家，1902

年比十年前增长一倍多达到1189家，到1910年则达到3239家”。在资金上洋行也有

不同程度地增长，“50年代中期，上海美商的财产达到100万元”，而“到了80年代

初期，上海外商的财产，包括土地、建筑、船只、货物、金银及其他财产在内，已达到

5700万两之多”。这一时期，不管是小洋行还是大洋行在数量上不断得到增长，资金也

不断地扩充。其突出地表现在经营范围的扩大上。早期的洋行大多靠卖鸦片起家，如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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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旗昌、沙逊、宝顺、琼记。这一时期，由于洋行在华资本不十分雄厚，能力有限，

它们只能以本国的工商资本家为依托，接受他们的委托，作为其在华的代理人。鸦片战

争后，洋行的实力不断扩大。在金融业方面，国际汇兑业务掌握在大洋行手里，尽管19

世纪50年代外国银行资本已开始进入中国，但势力远不如洋行大，直到60年代中期以

后这一状况才开始发生变化，洋行放弃了原来的汇兑业务，有的还把自己转为银行的股

东。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钱庄的业务几乎被外国洋行控制。洋行通过自己建立起来

的商品收购网络和使用钱庄发行的庄票，深入内地对农产品和原料进行压价掠夺。为了

方便自己的掠夺，便于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农产品，洋行还投资于交通运输行业和：

正业。1862年，美资旗昌洋行的大股东开办了旗昌轮船公司，经营上海一一广州和长江

两大航线。1872年英资太古洋行也设立了太古轮船公司，经营上海一一香港航线和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