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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梁启超“人学”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七十年，在列强的

侵略中，晚清先进的知识分子与有识之士以启蒙救亡为核心，先

后发起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三次图强变革的运动，

但都未能如愿，尽管这时的“中国作为应付西方殖民挑战而被迫

实现现代化的民族，中国在工业文明的意义上，属于‘被现代化

的国家’”，[4]356但从洋务运动“学器”，到戊戌维新“学

政”，再到清末新政“革政”，都以向列强学习为手段，探索国

家的现代化，寻求“以夷制夷”的成功之道，此时，由于其核心

“国民”没有实现“现代化”，致使三次探索都未获成功。一次

次的失败，激励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新的思考，

梁启超首先把启蒙的视向转向了“新民”路向的探求，提出“新

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1]655从而使之成为中国近、现代

呼吁“人”的启蒙的重要人物。

一、梁启超时代“人学”启蒙之音

“人学”之声，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在晚清时

代，事实上曾被许多有识之士所关注：甲午一役，中国军事失利，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就上书陈事，

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在人不在器”；[3]274而晚清

的思想家冯桂芬则指出大中华不若外夷之因：“屈于四国（俄、

美、法、英）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

如也。……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3]887但在致

力于军事强国的晚清，这些微弱的“人”的启蒙之音，在当时并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晚清思想的变化与变革呼声的高涨，

“人的启蒙”与“新民”思想开始在梁启超的意识里孕育演变

成一种重要的理念，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1900年）一文

中直接关注“人的问题”，他说：“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国之弱

者，可谓无脑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

无血性之人也”，[1]412认为不识不知中国之积弱、不思救国

之人为无脑筋，无血性之人，由此寓含了他对当下社会中麻木不

仁的“国民性”的批判，开启了他的“启蒙人学”之声。检索中

国近、现代“人的启蒙”之路，从梁启超阶段启蒙“嗤嗤酣睡

者”，[1]298到鲁迅时代启蒙“铁屋子”里酣睡之人，国民事

实上还在延续两千多年的“奴隶梦”，即只知朝廷不知有国，只

知有皇帝不知有国，更不知有屈辱、有国耻，不知变革。正如曾

国藩所说：“今日之中国，遂成一不痛不痒之世界”。泰西之人

也说中国人“彼人无爱国之性质”。[1]270缺乏爱国之心使得

中国人思想难以振作，精神无所归依，“国”与“民”无法链接，

以致国将不国，几于灭亡。面对国家之危难，梁启超把救国的原

动力确认为“国民”，他指出：“不信之人而信之己，国民自信

其兴则国兴，国民自信其亡则国亡”。[1]713将“国”与“民”

对应起来，确立了“保民救亡”的启蒙基调，启迪国民的信心与

信念，鼓励国民树立中国不亡、中国自兴的精神，在中国内忧外

患日益加剧，国将不国的历史关头，梁启超基于国家意识特别关

注“民智”、“民性”问题，以民族救亡为人生大义，启动了其

在晚清时代最为人侧目的“人的启蒙”的大幕。

二、梁启超对新“人学”思想的把脉

“梁启超是在传统崩溃，新学未立的关头，试图重建中国

人的价值体系，解决人生困惑和信仰危机”之人。[2]6他通过

对时代的把脉，首先提出“新的国家观”，其次指出爱国心的重

要性，他说：“夫爱国心，国家之成立维持所最必要者也”，

[1]1615他把爱国心作为立国之本，为时代树起了新的“国家”

意识和“爱国精神”的旗帜，从国家观念和国民的爱国精神开启

了他的“人的启蒙”之路。晚清，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直至

清末新政，朝廷利用“社会动员”探索着改革富强之路，?但始

终没能凝聚起国民之力量，其失败的深层原因是国民缺乏国家意

识与国家概念，其思想中存在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只知有一

己不知有国家的昏庸理念，其“奴性”精神与被支配的奴隶思想

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戊戌之后，梁启超对中国现代化的探

索与反思，进入到一个全新阶段，以‘新民说’为中心，他对中

国的历史、国民性、社会现实提出了丰富的真知灼见。”[2]3

他流亡日本期间，开始创办《新民丛报》，在该报上发文对国人

以及国民性进行深入剖析，他以清醒的思想总结了中国人的劣根

性：思想麻木，无爱国心，无国家意识，无公益心，不团结，没

有责任心，没有权利思想，没有义务思想，封闭落后，自私自利

等等。在《德育鉴?辩术第一》中，梁启超提出：“吾辈今日